國家主席習近平今明訪問美國,與特朗普總統在德州馬阿拉哥莊園進行雙邊會談。這是特朗普上任後才不到一百天就急於進行的首次「習特會」,比以往美國新任總統就職後一兩年才與中國國家領袖以互訪式進行雙邊會談,顯得今次「習特會」從確定會面到籌備安排,都很緊迫,應當說這是特別安排,並非通常的國事訪問,而且習近平主席的訪美只有「習特會」一項內容。
這就折射了這次「習特會」是雙方都有著迫切的共同需要。很明顯,在中國方面,是要在中共「十九大」召開前,爭取有一個穩定健康的外部環境,以確保這次關係到為中華民族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宏偉目標,掃清一切政治障礙,建立嶄新制度的大會能夠順利召開,從而按照毛澤東「抓住主要矛盾」、「主要矛盾解決了,其他次要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的哲學思想,緊緊抓住美國這個在國際事務上扮演「牛鼻子」角色的戰略舉措。
而在特朗普本人方面,則是希望能籍著與習近平的商談,與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建立類似「新型大國關係」的策略聯盟,以應對紛亂的國際環境,減輕他這個國際政治「門外漢」的負擔,在美國公民中迅速建立「大國政治家領袖」的形象,抵消此前「大嘴巴」的不良形象。當然,也是希望習近平「老兄」能「插肋相助」,在中美貿易等問題上「高抬貴手」,讓他能夠盡快兌現在競選時在工人就業等方面作出的諾言,既是為了實現「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神功」,也是為了自己能夠在短時間內獲得政績,以利於自己成功爭取連任。可以說,通過其就職前不知天高地厚地逸出「一個中國」政策底線,卻遇到震撼性的教育,使他領教了習近平的定力和魄力,終於心誠信服。這也可說是「不打不相識」,透過今次「習特會」,來個「握手釋嫌輸誠」。
台灣方面當然緊張。每逢中美兩國領袖會面,台灣當局都精神緊張地進行「緊盯」,這本來就是將自己的命運都託付給美國的台灣的「既有傳統」,不管是國民黨當政還是民進黨上台,都是如此。但今次卻是在「通例」中摻入了「更不尋常」的因素,因為從美國總統大選,到特朗普當選,再到其就職後,蔡政府經歷了一個「三溫暖」的過程。開初,蔡英文是全情押注主張「重返亞太」的希拉莉,希望能在她的庇護下抵禦來自中國大陸的「反獨」壓力。但開票結果卻是特朗普當選,民進黨上下都如大禍臨頭,恐惶不安。然而某些「政治掮客」私下運作,「大咀巴」特朗普在候任期間與蔡英文,還在個人臉書上質疑「一個中國」政策,這又讓蔡英文們欣喜若狂,以為今後將會「鴻運當頭」。但孰知特朗普上台後,「當家才知柴米貴」,迅速回到中美關係常軌,多次與習近平通電話,又透過多渠道宣示將遵守「一個中國」政策,並派遣國務卿蒂勒森訪問中國,這又陷入台灣當局陷入空前緊張,尤其是擔心特朗普將會「犧牲台灣權益」,並希望特朗普在會談中不要提「一個中國」政策,更不要為台灣問題而簽署第四個《中美聯合公報》。為此,對於首次「習特會」,「國安會」邀集相關部會密集討論,並定期向蔡英文報告。陸委會副主委林正義更是以接受英國BBC訪問的方式,希望「習特會」最好是連台灣都不要提起。
蔡當局的擔心並非沒有道理。因為過去長期以來,北京都是宣示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關鍵最敏感的核心部分,而且也確實是中美兩國領袖會晤時也多談台灣問題,就連三個《中美聯合公報》,除了中美關係這個主題之外,就是圍繞著台灣問題連軸轉,甚至還一個《八一七公報》是專門為台灣問題而簽署,規範美國對台售武問題。
當時,中國還在「閉關鎖國」的「文革」中,或是剛開始改革開放。中國不要說是在國際事務中的所擁有的份量,就是與西方世界接觸也不多,因而中國的政務工作以內政為主,而台灣問題是中國大陸最大的內政事務之一。而另一方面,台灣海峽兩岸分裂分治態勢的形成,卻是美國武力干涉所造成,因而才有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最關鍵最敏感的部分之說。實際上,在當年國共內戰後期及蔣介石敗退台灣之後,美國已經放棄蔣介石,準備扶植「第三勢力」。但金日成和斯大林密謀發動朝鮮戰爭,突破三八線,引來美國武裝干涉,並翌日就派遣第七艦隊侵駐台灣海峽,使得原來準備執行解放台灣計劃的粟裕四十萬大軍,興起「望海之嘆」,並反而被調離福建前線,改裝為東北邊防軍,後來還率先入朝作戰。如果不是這段史實,就沒有甚麼「台灣問題」,就連蔣介石自己都已準備購買菲律賓的一個小島,退撤到外國作其海外寓公了。
因此,當時北京將台灣問題在中美關係中「置頂」,是有其歷史背景的。但隨著中國和平崛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國際事務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大,而美國卻逐漸衰落,要求中國參與更多的國際事務,尤其是在國際反恐等議題,還有區域性的朝核等。相比之下,台灣問題的重要性就顯得有所下降。而且,按照「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關係」的毛式哲學思維,倘中美兩國能在這些重大國際事務上友好合作,台灣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因此,關於「習特會」的「主菜」,現在就有許多小道消息,主要是中美貿易及朝核問題。其實,從習近平在北京會見蒂勒森時,罕見地沒有提到台灣問題,就已經可見端倪。畢竟,「新型大國關係」更應將精力集中在全球戰略上,作為最高領袖當然是要分清主次緩急,台灣議題就交由下屬官員去處理,實際上楊潔篪在與蒂勒森會談時,雙方就重申了「一個中國」原則/政策。按照這個邏輯,「習特會」即使是有涉及台灣問題,也將是為實施上述重大國際合作戰略事務而服務。
這是基於台灣問題也已經不再是美國的重要問題。特朗普是個商人,不是政客,沒有此前政客的政治包袱,就是做生意。因而台灣的前景如何,他並不關心。他要關心的,就是朝鮮不要再「攬核攪攪震」,及如何兌現其在競選時作出的「美國將再次偉大」諾言,讓投資和工作機會回流美國,這需要中國配合和幫忙。因此,外傳的特朗普將以「朝核」交換退出亞太,而習近平也將以在貿易上作出適當退讓以換取美國不再支持台灣等,應非「空穴來風」,有其道理,甚至就是華府透過外媒「放風」。只要能在這些美國所關心的議題上達成共識,美國「犧牲」台灣,又算得了甚麼?一個二千三百萬人口,市場已高度飽和,而且還需美國道義援助的台灣,與一個十四億人口,市場並未完全開發,充滿生意機會的中國大陸,哪個更重要?何況,台灣並非主權獨立國家,在國際事務上起不了作用,連聯合國的投票權都沒有,如何能幫得上美國的忙?因此,台灣當局的「棄子」擔心,並非杞人憂天。
至於「習特會」會否簽署第四公報的問題,從現實條件看,簽署第四公報確實有需要,但尚未到時候,因而不會成為今次「習特會」的議題。不過,即使今後將會簽署第四公報,台灣問題所佔分量也將大降,而是著眼於國際秩序,美國力求中國承擔更多的義務,不要「只掃自家門前雪」。
但也不能輕忽,因為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已經走調。此前還嚴謹地以三個《中美聯合公報》,後來加進了《台灣關係法》,在奧巴馬的末期又加進了對台灣的「六點承諾」。將國際雙邊關係內政化,這是需要警覺並加以阻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