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一次正常的部隊調動問題，因為時間恰好與林彪「9-13」事件重疊，而被說成是「北兵南調」，支持林彪在南方另立中央，包括海軍司令員蕭勁光在內的一大批軍內幹部受打擊和牽連……

蕭勁光「上了賊船」的重大「罪證」

1972年12月，即林彪「9•13」事件一年三個月後，海軍第四屆五次黨委擴大會議（簡稱「四五會議」）正在進行時，在張春橋上躥下跳的煽動下，大會之外另成立了一個40人的骨幹小組，作為大會中的「小型會議」，集中揭發、批判海軍司令員蕭勁光大將，說他在林彪問題上犯有嚴重錯誤，「上了賊船」。

那時，「上了賊船」是個時髦說法，是「林彪死黨」、「林彪集團追隨者」的代名詞。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裏，「小型會議」開了30多次，幾乎每天一會，無中生有地揭發蕭勁光的種種「問題」，最聳人聽聞的就是所謂「北兵南調問題」。

1971年7月，中國即將在聯合國獲得合法地位，臺灣方面反應強烈，在我國東南沿海時有大大小小的挑身和騷擾活動，還有敵情通報說，臺灣搞了一個演習，以我福建沿海為目標，用一兩個師的兵力演習登陸。於是，中央軍委召開會議，研究佈置備戰。

7月9日，根據黃永勝和李作鵬的指示，由分管作戰工作的海軍副司令吳瑞林牽頭、潘焱參謀長具體負責，作戰部的幾個同志晝夜加班，制定了個《打擊蔣匪在東南沿海登陸竄犯的作戰方案》，海軍調用各類艦艇100艘、各型飛機86架，以加強東南沿海兵力。

同時，空軍確定部分航空兵師和地空導彈部隊為機動作戰部隊，隨時準備支援東南沿海作戰。其中一些部隊已經分別進駐惠陽、福州、漳州等地的機場。總後也於1971年6月至9月，往東南沿海調運了大批武器彈藥。這就是所謂的「北兵南調」。

因為海軍的會議是7月9日開的，後夾便把海軍的調兵方案稱為「七九方案」。7月13日，毛主席簽發了軍委《緊跟形勢，加強戰備》的指示，為此，軍委召開小型作戰會議，參加會議的各單位都帶去了怍戰方案，在此基礎上又形成了一個全軍的作戰方案。在此期間，周恩來親自過問了這件事；並多次給予了具體指示。

後來在審判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時查明，當時臺灣蔣介石集團的確有進攻大陸的跡象，上述兵力和武器的調運完全是從戰備出發的，僅是時間上與「9•13」事件巧合而已，與林彪另立中央沒有任何關係。

然而，蕭勁光怎麼也沒有想到，這份「七九方案」幾乎給他帶來了滅頂之災。1973年2月24日，中共中央（1973）10號文件全文轉發了經過張春橋精心修改的「海軍第四屆五次黨委擴大會議情況報告」，大肆污蔑蕭勁光「跟著林彪走」。於是，「蕭勁光上了林彪的賊船」這一莫無須有事件，經過張春橋等費盡心機地炮製，以中央文件的形式通報了全黨。

「北兵南調」牽連大批軍隊幹部

對所謂「北兵南調問題」引起的惡果，蕭勁光感慨萬千：「後來，這個問題寫入了海軍「四五」會議的情況報告，以中共中央（1973）10號文件的形式下發，牽連了海軍的一批幹部。潘焱同志為此受到多次不公正的批判，而且殃及了總參謀部、空軍及沿海幾個大軍區的一批人，造成很大的惡果。」

開國少將、海軍參謀長潘焱（1968年11月上任），「為此受到多次不公正的批判」，1975年8月被免去參謀長職務，黯然轉任海軍顧問。

開國中將，海軍常務副司令員吳瑞林（1%8年8月上任），於1972年10月被免去職務。1974年4月，海軍黨委在給中央軍委的請示中，指責吳瑞林「積極參與了林彪反黨集團的反革命政變陰謀，上了林彪的賊船，陷得很深。」「海軍‘四五’會議後，迄今不僅一個問題沒有交代，還妄想推翻中央（1973）議10號文件的案。最近檢查吳瑞林家裏的文件，從中發現「北兵南調」、標榜自己「一貫正確」以及訂攻守同盟等材料百餘件。」

在海軍搞出「七九」作戰方案後，各軍兵種都搞了自己的作戰方案。接著，中央軍委「召開小型作戰會議，參加會議的各單位都帶去了作戰方案，在此基礎上又形成了一個「全軍的作戰方案」，具體負責的是副總參謀長閻仲川（1969年5月上任）。「9‧13」事件後，閻仲川首當其衝，當月就被免除職務，隔離審查。他在總參謀部工作僅2年4個月，隔離審查時間卻長達7年6個月，原因就是所謂「北兵南調問題」。直到1979年4月，他才被解除監管。

查「北兵南調」是假，整周總理是真

「四人幫」以打擊林彪餘黨為名，利用所謂的「北兵南調問題」滲入軍隊。

對此，蕭勁光心知肚明：其實，所謂「北兵南調問題，完全是毛主席親自批准、周總理親自過問的一個正常的軍事行動，它與林彪反革命政變沒有任何聯繫，只是在時間上巧合。張春橋、江青抓這個問題作為「上賊船」的罪證，是根本立不不住的。

事實上，早在海軍黨委會議上提出所謂「北兵南調問題」後，周總理、葉劍英元帥就都很重視。

1972年10月，周總理派總參謀部作戰部部長王扶之帶工作組到海軍調查了半個月，「查閱了海軍有關部隊調動的所有檔，都是根據軍委、總參的指示進行的，沒有問題。有關軍區和海、空軍，在那個時間裏，側重抓一下東南沿海戰備工作是必要的。」

然而，1974年1月開始「批林批孔」後，「四人幫」卻蓄意策劃，製造謊言，大放厥詞，又把那次戰備工作說成是「北兵南調」「是個大陰謀」，並四處活動，煽風點火，下令追查，企圖找出周總理在所謂「北兵南調問題」上的「問題」。

1974年2月21日，王洪文私自派秘書到總參謀作戰部，把根據周總理指示和批示承辦的文電34份全部調走，直到周總理逝世後的1976年5月13日才退給作戰部。4月1日，王洪文又指使人到作戰部，要走了那次戰備的全部核心機密文件。

4月26日，王洪文、張春橋強令作戰部於5月1日後清查所謂「北兵南調問題」。張春橋故弄玄虛地說：「北兵南調」，是「利用合法的形式搞陰謀，要從正常中找不正常。」

5月4日，王洪文親自到總參謀部作戰部佈置清查「北兵南調」，憑空定調說：「搞北兵南調問題，同你們現在清查林彪反黨集團在首都搞政變陰謀是一致的有聯繫的。」在清查過程中，王洪文還大放厥詞：「北兵南調肯定是陰謀，再查性質也變不了，問題在於把情況搞清楚，把他們如何策劃也搞清楚。」

「四人幫」陰謀把周總理及參加那次戰備工作的有關領與及軍委總部、有關軍區海空軍紀負責人，都同林彪反黨集團捆在一起，目的是要打倒周總理。所幸，由於周總理應對得力，最終「四人幫」沒有把柄可抓，這一陰謀沒有造成太大惡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