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中聯辦主任鄭曉松履新後的首項公開活動，是拜會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與此同時，也拜會了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並高度評價何厚鏵。鄭曉松這番話有三個層次，其一是盛贊何厚鏵在澳門回歸前後「開區」的重大貢獻，其二是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後，在國家領導人的高度支持澳門特區的政治建設和經濟建設給予極高的評價，其三是希望何厚鏵繼續關心和支持澳門中聯辦的工作。

鄭曉松對何厚鏵的高度評價，名副其實，相信大家都會有同感共鳴。實際上，何厚鏵對澳門回歸的重大貢獻，已是有目共睹，家喻戶曉。無需筆者再作贅言。不過，從鄭曉松那句「何副主席做了許多開創性工作」中，使人想起了何厚鏵曾經的「扭轉乾坤」，但鮮為人知的事蹟。正是他在「澳門是否有人才」的激烈爭論中，不惟上，不盲從，敢於堅持真理，才促使中央作出「三大任務」決策，並促使葡方加緊實施，才使得澳門政權的移交能夠平穩進行，為回歸後澳門特區的經濟快速發展，民生持續改善，社會和諧穩定奠定了良好基礎。。

實際上，澳門回歸的人才條件與香港完全不同。香港方面在經歷「反英抗暴」之後，港英當局吸取教訓，實施「以華制華」策略，培養大批高學歷的華人居民出任政府官員，對華人居民實施殖民管治。因此，在香港的過渡期內，「港人治港」的人才儲備不成問題。但也種下隱憂，給香港特區遺留了一些如同陳方安生那樣帶有強烈殖民意識的官員，徒添「人心回歸工程」的難度。

而在澳門，儘管也經歷過「一二三事件」，但在《中葡聯合聲明》簽署以至澳門進入過渡期之前，澳葡政府從來就沒有思考過培養華人公務員。而本地傳統愛國愛澳社團以至是北京駐澳機構，對「澳人治澳」也有偏差認識。比如在一九八四年組織「聯合提名委員會」，提名曾經籍著修改《澳門組織章程》大搞「變相澳獨」活動，自己也曾批判過，甚至驚動了廣東省長習仲勳專程前來澳門施壓的右翼葡人參選立法會時，其中一個理由就是，將來澳門回歸後實行「澳法治澳」，就是要依靠這些葡人律師。但對曾經請求葡國政府將澳門交還給中國的左傾葡人原議員如華年達等，則不屑一顧。

另外一場政治風波，就是當時澳門華人居民進行了「澳門是否有人才」的大辯論。一些主要是從內地移居澳門的高級知識分子如黃漢強、楊允中等（後來都成為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或澳門特區籌委會委員），根據澳葡政府中只有幾個華人公務員，擔心在澳門回歸時，缺乏足夠的華人公務員以實現澳門政權的平穩交接，因而提出必須及時培養大量的華人公務員的呼籲時，竟然有「權威人士」將之曲解為「以澳門缺乏人才為由反對澳門回歸」，並籍著一項社會公益活動，發表「權威評論」說，這些人就是未來「治澳」的人才，將群眾活動的人才與公共行政人才混為一談。而時任澳門南光公司副總經理的李耀祺，也在一個重要會議上表示，「船到橋頭自然直」，到回歸時就自然會有「治澳」人才，忽略了在回歸進程中可能會有漩渦暗礁，而且也不符合必須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的原理。後來，李耀祺在海南出任要職時觸犯法律，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儘管兩者並不是同一回事，但也可從中窺見此公在政治上的毛躁輕浮。

就正在因李耀祺「一言九鼎」導致「萬馬齊諳」之時，由劉衍泉任團長、何厚鏵任副團長的澳門青年工商界代表團訪問北京。當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姬鵬飛接見全體團員時，何厚鏵率先反映澳門過渡期存在的嚴重缺失情況，包括中文仍然不是官方語言，澳門政府沒有幾個華人公務員，澳門法律全部是葡式法律而且沒有中文版本等。何厚鏵等反映的情況引起中央的高度注意，而姬鵬飛也當即歸納提出必須實現中文官方化、公務員本地化、法律澳門化的「三大任務」，後來透過外交途徑正式向葡方提出，從而扭轉了過渡期的被動局面，保證了澳門政權的順利平穩移交。也正是此一役，讓中央注意到了何厚鏵，並進行重點培養。而在此前，澳門傳統愛國愛澳社團的重點培養目標是劉衍泉。

何厚鏵在澳門回歸後所作出的各項貢獻中，其中的一項就是排除萬難，領導澳門特區履行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憲制性責任，制定了《維護國家安全法》。因此，雖然香港特區近年發生了系列威脅國家主權和領土的完整、統一和安全的事件，但澳門特區卻相對和緩，這除了是得益於澳門特區居民具有愛國愛澳的優良傳統之外，也因為該法律對意圖分裂國土的組織和人物發揮了震懾作用。正因為如此，他們才對何厚鏵恨之入骨，要利用發生「歐文龍事件」，來千方百計抹黑何厚鏵，以發洩其不能從事分離活動的不滿情緒。

正因為如此，某些人將屬於司法保密的材料如《友好手冊》等遍地散發，經常在香港「爆料」，欲將何厚鏵置於死地而後快。當然，也是為了「篡區奪權」，籍著抹黑何厚鏵團隊，製造「公務員治澳不行，商人治澳不行，只能由法律人治澳」，為自己「挪火煮食」。並不顧以習近平為組長的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根據何厚鏵的推薦作出決定，及由中央最高層拍板，批准崔世安參選行政長官的事實，公然造謠說是自己「得到中央支持」參選行政長官，從而形成有「兩個中央」的假象。直到時在中央主管政法的周永康被揪出後，所謂「中央支持」才真相大白。

但「樹欲靜而風不止」，仍然有人以各種不同方式騷擾何厚鏵。比如，關於新《土地法》的爭論，明知何厚鏵在回歸前是有份投資「南灣發展公司」並任副董事長，也明知南灣湖C、D區土地未能利用是有客觀原因，包括填海造地工程已經超逾「利用期」，及耗用土地批給期的四成多，後來又遇到為保護「澳門歷史城區」必須修改規劃而未能利用土地，但仍然堅持無論承批商是否歸責，也須收回土地。當時不少人就隱約地感到，圍繞著新《土地法》的爭論，大有「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衝著何厚鏵而來之意。因此，有人嘮嘮叨叨地批評「官商勾結，利益輸送」，讓被公認為膽小怕事及清廉的崔世安「食死貓」，其實是「指桑罵槐」，「劍指」何厚鏵。

何厚鏵的父親何賢先生，當年是「有求必應」的「慈善大王」，「取之澳門，用於澳門」是其名言。正因為如此，再加上當時是家族生意，使用舊式管理，只顧做善事而不顧「賬簿」，因而導致大豐銀行「擠提」。已經在美國治療肺癌有所起色的何賢先生只得中斷治療，趕回澳門「救行」，並在臨終時向許家屯求救，中央決定由中國銀行參股，而何厚鏵也從香港回澳出任聯營後的大豐銀行的總經理。但此時一來銀行已經不是家族生意，二來銀行實行現代企業管理，因而何厚鏵雖然也希望能「取之澳門，用於澳門」，但就不能象其父親那樣自由運用銀行資金來做社會公益善事，只能是以自己的股本紅利以至是薪金，以類似「年度基金」的方式，既有計劃又有所節樽地捐贈社會公益事業。而在他出任行政長官，以至卸任後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收入與過去相比都不高，一場「反離補」更是斷了其按道理應有的收入。如要再做社會公益事業。錢從何來？「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這就是矛盾之處。

對此，中央是理解的。因而習近平主席和李克強總理到澳門視察，都專門接見他，並對他贊賞有加，這其實也是對社會上「倒何黑風」的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