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十九大」代表、隨後在中共十九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的澳門中聯辦主任鄭曉松，在「十九大」閉幕後撰文指出，「十九大」報告將堅持「一國兩制」、推進祖國統一作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方略的一項重要內容，對未來一個時期港澳工作提出目標任務和具體要求。我們要認真學習領會、貫徹落實好「十九大」報告關於港澳工作的重要精神，把維護中央對特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堅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堅持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堅持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積極作為；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製度和機制，履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憲制責任，全面推進內地同澳門互利合作，發展壯大愛國愛澳力量。

這段話，辯證地闡明了「一國」與「兩制」、中央與特區的關係。實際上，無論是從歷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法律與實務等的角度出發，「一國」是根，根深才能葉茂；「一國」是本，本固才能枝榮。只有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對特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特區自身競爭力有機地結合起來，任何時間都不能偏廢；才能使得「一國兩制」這艘航船劈波斬浪、行穩致遠。

有關中央和特區的關係，《澳門基本法》第一條就開宗明義地強調，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第二條則指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澳門特區依照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由此可見，「一國兩制」的主權與治權均絕對明確，而且是出於主與從、授權與被授權的關係，並非是「平起平坐」的對等關係，沒有半點模糊以至是可扭曲的空間。澳門特區的高度自治權，源於中央對澳門特區的全面管治權。中央在對澳門特區的全面管治權中，除了直接體現國家主權的外交、國防等權力之外，亦擁有對特區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的任命權、向行政長官發出指令權、聽取行政長官述職和報告權、對澳門特區法律的備案審查權、《基本法》解釋權和修改權、特區政制發展問題決定權等一系列權力。

因此，中央對特區的全面管治權是國家主權的重要內容的體現，也是憲法和基本法的應有之義。特區政府的高度自治是中央根據憲法和《基本法》所授予，也是派生出中央對特區的全面管治權。沒有中央對特區的全面管治權，就沒有特區的高度自治，兩者既是授權和被授權的關係，也是「源與流」、「本與末」的關係，澳門特區沒有「剩餘權力」，更沒有「原生權力」。曾經有人意圖以「公投」、「自決」的手段，「主權在民」、「還政於民」的口號，來販賣近似「澳獨」的貨色，都是對國家主權底線的觸碰，違反了「一國兩制」的原則，違反了基本法的規定，對此類行為必須要嚴肅處理。否則，「一國」的基礎就將會被動搖，「兩制」的和諧局面也將難以得到保障。

我們強調中央對特區享有全面管治權，與特區享有高度自治權，並不矛盾，而是相輔相成，互為補強。關鍵是要按照十九大」報告的指引，嚴格依照基本法辦事，把維護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當然，對於基本法已授予特區的高度自治權，中央也應當予以尊重，而不應以享有全面管治權為由任意加以限制和干預。而在澳門回歸以來，澳門特區的高度自治權也一直得到中央的充分尊重及維護，即使是前段時間，中央政府行使應澳門特區行政長官請求批准及命令解放軍駐澳部隊出動救災的權力時，也是嚴格按照基本法和駐軍法規定的程序而為之，救災部隊服從澳門特區政府民防機構的統一調度指揮，並在按時完成任務後，立即返回營房，沒有任何的滯留。這就是一個明證。

把維護中央對特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這是一個政治議題，也是一個法律命題，更是一個哲學論題。它是唯物辯證法三條基本規律之一，也是唯物辯證法的核心和實質的「對立統一規律」的具體運用。唯物辯證法認為：一切存在的事物都由既相互對立、又相互統一的一對矛盾組合而成。矛盾著的雙方既對立又統一，從而推動著事物的發展。對立統一規律是唯物辯證法的根本規律，矛盾分析法是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因此對立統一規律揭示了事物發展的源泉和動力。

而中央對特區的全面管治權和特區的高度自治權的關係，既是「一分為二」的關係，更是「合二而一」的關係，兩者都不能偏頗。在「文革」前夕，哲學界爆發了「一分為二」與「合二而一」之爭。時任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即現中央黨校）黨委書記兼校長的楊獻珍，因為提出了「合二而一」的命題，被康生、江青等人視為反對毛澤東提倡的「一分為二」，遭到慘烈批鬥並陷入冤獄，「文革」後才獲得平反。其實，無論是「一分為二」還是「合二而一」，都可被視為對對立統一規律的通俗表述，而且只有「一分為二」和「合二而一」相結合，才能表達對立統一規律的實質和完整性。

鄭曉松說，祖國好，澳門好，澳門是祖國的一部分，相信這份藍圖一定會為澳門同胞提供更多的發展機遇，及更廣闊的空間。只要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牢牢把握「一國兩制」這個實踐的正確方向，就一定會更充分發揮「一國兩制」的作用。澳門可以更好地借助祖國發展的大勢，努力建設得更加繁榮穩定。他堅信澳門同胞一定會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抓住機遇，齊心協力、共同奮鬥，把澳門管理好、建設好、發展好。

這就辯證地闡述了「一國」與「兩制」、中央與特區的關係。應當說，與另一個特區相比，澳門特區在處理這對關係方面，還是掌握得較好的，尤其是崔世安在競選第三任行政長官時，就針對自己性格特質和行政執行力等方面的特點，確定了必須完全尊重及服從中央政府的治澳路線，因而得到中央對特區更多的支持，這又反過來促進特區的發展，形成了良性循環。因此，獲得習近平主席「風景這邊獨好」、「桌子上唱大戰」的高度評價，李克強總理也讚揚澳門是「一片熱土」。

澳門特區能夠正確擺好自己與中央的關係，固然是因為有著愛國愛澳的優良傳統，這是主觀因素的體現；但也受到澳門本身條件不足，必須依靠中央及內地的客觀因素的制約。因而這也符合哲學理論中的「雞蛋與溫度」，亦即「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的論述。

實際上，澳門即使是經過不斷填海，也只有三十平方公里的面積，沒有自然資源，基本生活資料都必須依靠內地，連水電也是，如果沒有中央支持，澳門就「甚麼都不是」。因而中央也就事事處處照顧著澳門，包括在批准澳門開投賭牌時，也明確全中國境內只有澳門可以開賭。因而沒有批准香港的開賭計劃，而且當台灣地區的馬祖、金門要開賭時，也及時以適當的方式予以制止。

這就與澳門居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了。明乎此，就更明白，就更應該堅決維護中央對特區的全面管治權，反對一切或明或暗的碰觸國家主權底線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