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澳門管治，外界一直有個迷思，那就是「相較香港，澳門是中央政府眼中的一國兩制絕佳示範單位」，原因是，顧名思義，與政府屬同一陣線的「建制派」力量棋布星羅，取得主導位置，澳門反對派的政治抗爭力量不成氣候，因此，服務澳門市民與配合國家政策時，澳門特區政府理應得心應手，行政主導無難度。

但事與願違。澳門特區政府施政劣評如潮、甚至得到「衰過清朝」的惡名。數年前特首崔世安戲劇性地在民情洶湧中撤回《離補法》草案，威信大損。至今天，崔世安手下官員再下一城，無法抵住民怨，連連擱置政策，更徹底地消耗政府威信。這不免令人疑惑，是甚麼原因，令澳門管治神話破滅？

有份製造澳門管治神話的，其實有兩個誤解。

第一個誤解，論者沒有注意到澳門政府時刻需要面對何種歷史包袱。在殖民時代，葡國奉行自由放任政策，澳門政府行政體發展不成熟，成為前朝遺留的歷史問題。可以說，澳門特區政府行事拖延、規劃欠周詳，是先天發育不良的結果。從回歸第一天起，澳門行政主導就不如外界想像般容易。

第二個誤解，也是最重要、影響深遠的誤解。外界錯誤假設，澳門「建制派」與澳門特區政府的關係，是搭同一條船、屬同一陣線、有同一條心，和諧非常。如果說，澳門政府領導班之中，有同床異夢的問題，那麼「建制派」與政府的同床異夢，就只來得更激烈、更尖銳。澳門「建制派」的生存養份，往往來自澳門政府激起民怨的施政失誤。若然如此，「建制派」會否為謀取政治私利，主動煽動民粹，增添民怨，令政府進一步成為眾矢之的？這是很自然合理的推想。從生物學角度看，澳門特區政府與「建制派」的關係，更接近於宿主與寄生蟲的關係。從香港案例的比較角度看，澳門「建制派」更似是香港的「反對派」。

細看香港政局，會弔詭地發現，香港其實比澳門更接近中央心目中的理想行政主導狀態。當中的經典案例，要數去年年底修改《議事規則》議案拉据戰。香港立法會內的反對派，素來精於以各種方法拖延會議。於此背景下，建制派以「杜絕拉布、減少議會內耗」為名，提出修改《議事規則》，最終議案以 37 票贊成、12 票反對、1 票棄權通過，為香港行政主導大開方便之門。

實際上，過往香港建制派不只一次不計政治代價為政府護航。即使政府犯上民生政策失誤，建制派仍然極力阻擋反對派動議運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特權法）開展調查。在前特首梁振英涉利益衝突、選舉事務處遺失選民資料、公屋鉛水風波、乃至新近地鐵豆腐渣工程等一連串民生爭議當中，反對派議員統統無法利用特權法為自己搏取政治光環。儘管在二零零三年，香港建制派大老曾鈺成曾言，與政府合組執政聯盟往往換來「有辱無榮」的結局，但至今，香港建制派與政府榮辱與共的隊形，仍然清晰可見。

這種榮辱與共的管治隊形，在澳門卻較難尋得。簡單以最近政府擱置《道路交通法》諮詢一事為例，澳門政府的交通規劃幾近毫無可取之處，澳門市民終日需要面對日常交通兩難：公共交通質素令人卻步，自駕卻無位可泊。從中衍生的民怨，明顯是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在此背景下，官方動輒增加違泊罰則，唯一的結果就是引爆民怨，這猶如政府舉槍自殺。為何澳門官員如此欠缺常識，仍然硬推提高違泊罰則的《道路交通法》諮詢，最後受民眾怒火所迫擱置計劃，消耗政府威信？我們不妨換個角度思考：如果「建制派」全力動員支持政府，則政府應不至於一敗塗地，然而政府擱置計劃，星斗市民逆轉勝，此前關注道路規劃與車位議題的建制派政黨，因而被半推半就變成嬴家，這就不免令人不寒而慄。

更值得留意的是，建制派大老、前立法會主席，其實是那個對政府日鬧夜鬧、走民粹路線的某澳門網媒金主。香港親政府建制派傳媒三五成群，卻無一可與澳門「建制派」如此顛覆「建制派」三字基本要義的網媒營運定位作比較，澳門「建制派」可真前衛。

再舉澳門新《土地法》爭議為例。爭議的重點很簡單：此法沒有加入土地歸責條款，增加澳門制度的不可預測性，製造了不必要的經濟損失，破壞了澳門的營商環境。新加坡國民富庶，與製造就業與創造財富的營商環境關係密切。為了澳門整體社會利益，澳門政府理應修改新《土地法》。但澳門「建制派」沒有顧全大局，沒有展示為政府開路的意願，只著力以「官商勾結」民粹論述為自己搏取一時掌聲，而上述「建制派」網媒，就是鼓吹這種左傾民粹觀點的炮台。

澳門「建制派」的反修法取態，也阻礙國家政策推行。政圈中人都很清楚，中央已決意要澳門政府修改新「土地法」，以平息澳門內部矛盾，《大公報》刊登文章《修改新〈土地法〉可真正釋出善意》，已舖陳出有關意願。中央寄望，澳門能善用自身歷史文化資源，對中國加強與葡語國家關係，扮演更重要角色，換句話說，澳門背負匯聚更多資本、人才與網絡的國家戰略使命，澳門的營商環境、制度穩定也就變得更重要。

理解這一點，就會明白為何於近期內部會議，中央不接受澳門不設追溯期、不處理已被政府收回的不可歸責土地的修法方案。國家重整澳門營商環境的決心，再清楚不過。

先不管特首崔世安的辦事能力如何被人嘲笑，早在二零一六年，崔世安便不反對官委議員嘗試以釋法方式修法，但最終卻因身居立法會要位的另一「建制派」大老、以及他那曾任政府法律顧問的幕僚的搞局而無法成事。「建制派」堅決反修法的背後盤算，其實很容易理解：鼓勵政府不理自身土地管理行政失誤，不理土地歸責問題，一刀切收地，就能增加機會，將商業用地改作社會福利用途，例如興建老人院與公屋等，擴大「建制派」的政治地盤與勢力。

說到底，澳門管治模式的獨特處，在於澳門「建制派」有自己意志，不願為他人作嫁衣裳。對生物學有點認識的都知道，寄生蟲不只奪取宿主資源、令宿主營養不良，而且還能控制宿主、甚至殺死宿主。對澳門市民、對國家，澳門特區政府當然有迫切需要提升自身的行政能力，但要實現此一目標，消滅寄生蟲還是最重要的第一步，不然，澳門特區政府的自我完善將無從談起，其他一切都只會徒勞。李穆《澳門亂象：誰是行政主導的最大阻力？》

（李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