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在這場影響世界的中國改革進程中，一大批經濟學家為此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中央表彰100名為改革開放作出傑出貢獻的個人名單中，經濟學家的人數並不多，如已經過世的「中國農村改革之父」杜潤生、北大教授厲以寧和表彰名單中唯一的臺灣人林毅夫等。

在這其中，88歲的厲以寧是中國最能影響決策的經濟學家之一。眾所周知，過去四十年裏，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始終是爭論的焦點。體制的力量也無法準確把握住這裏的邊界和尺度。於是，就有了經濟學家在一旁把脈，幫助中國「摸著石頭過河」。而厲以寧是把脈準確的那一位——主張常被高層採用，從而改變歷史軌跡。他曾表示：「作為讀書人，總有些正心、齊家、人民生活改善的想法，這一直都是我的想法，也是我堅持至今的原動力。」

從「厲股份」到「厲民營」

從「反右」到「文革」，厲以寧在北大經濟系資料室坐了20年的冷板凳，其間多次被下放。這段經歷卻讓他受益匪淺——他加入了民盟，記了大量讀書筆記，寫了許多無法發表的文章。改革開放後，正是憑藉「文革」期間積蓄的這些「家底」，使之擔起中國經濟學界領路人的重任。

上世紀80年代初，剛剛走出「文革」的中國百廢待興，最大的問題是城市居民的就業問題。大量在當年的上山下鄉運動中回城的知識青年，急需尋找到工作崗位，就業成了一個影響社會安定的突出問題。1980年夏，國務院副總理萬里主持召開了全國勞動就業會議。參加會議的各路人士紛紛提出，為了吸收更多的勞動力，政府應當大力興辦企業。但是，國家拿不出那麼多資金來興辦企業。

此時，厲以寧提出，可以組建股份制形式的企業來解決就業問題。他說，股份制企業就是民間集資，不用國家投入一分錢，就可吸收更多的勞動者就業。厲以寧的這次發言，是在高層會議上第一次發出的關於股份制的聲音，受到了國務院的高度重視。

但是，股份制這種脫胎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企業組織形式，在一些人看來，無異於是顛覆社會主義的「洪水猛獸」。圍繞著股份制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學術界出現了激烈的爭論，厲以寧也承受了很大的壓力。從1984年到1986年，年過半百的厲以寧奔走於全國各地，作了很多演講，寫了很多文章，宣傳股份制。

1986年9月，已是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經濟管理系系主任的厲以寧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我國所有制改革的設想》一文，此後又多次為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大聲疾呼，從此得了個「厲股份」的稱號。

從1988年到2003年，厲以寧當了15年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當時最關心的是國有企業改革，包括股份制的推進和《證券法》的制定。從2003年開始，厲以寧又當了三屆全國政協常委，工作重點轉為民營經濟的發展、農村土地的確權和扶貧。由於在此期間，他首倡「非公經濟36條」，笑稱自己為「厲民營」。北京大學2005年成立民營經濟研究院，75歲的厲以寧出任院長。他對中國發展民營經濟的觀點，在今天仍然適用。

2018年5月，厲以寧出版了新書《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1978—2018》——內容主要涉及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中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探索與創新，中國經濟的機遇與挑戰，中國的農業、工業改革，以及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的教育、管理等方面的見解——這是他對改革開放40年中國經濟的不間斷思考與研究。

名師出高徒

除了著書立說、學以致用，厲以寧也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雖然學生中有李克強、李源潮、張茅、陸昊、孟曉蘇、龔方雄等政界要人和商界精英，但學術嚴謹的厲以寧對學生一視同仁。

李克強跟著厲以寧讀博時，正擔任團中央書記處書記。按照規定，博士論文答辯只要有十幾位具有高級職稱的人員參加評審即可。但厲以寧開出的評審名單，都是國內經濟學界大家。他告訴李克強：「這些人所看重的只是論文本身的分量，而不會在意論文的表面或其他與學術無關的東西。這樣做對你有益，可使你的論文得到真實的評價，經得起各種檢驗。」因為這張名單，李克強把論文又修改了一次，將答辯日期推遲了半年。最終，他的博士論文《論我國經濟的三元結構》獲得中國經濟學界最高獎項——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的論文獎。

耄耋之年的厲以寧，也未曾離開北大講臺，他還帶博士生、著書、演講、主持相關法律起草。2018年北大120歲生日之際，厲以寧以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的身份在77級、78級北大校友返校的時候再次給同學「上課」。他指出，現在的經濟學正在變化，可能在今後的幾十年內，整個經濟學會改寫。「從亞當•斯密開始，就主張人是經濟人、人是理性人。因為人是經濟人，所以總是考慮最大收益；人是理性人，所以總是考察怎麼樣佔便宜。現在經濟發生變化，人不僅是經濟人，還是社會人，社會人要求更多的是協作、雙贏；人也不一定是理性人，可能是現實人，所以會做出意想不到的安排。」

（金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