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主席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四十週年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提倡，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我們願意同台灣各黨派、團體和人士就兩岸政治問題和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有關問題開展對話溝通，廣泛交換意見，尋求社會共識，推進政治談判。我們鄭重倡議，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兩岸各政黨、各界別推舉代表性人士，就兩岸關係和民族未來開展廣泛深入的民主協商，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製度性安排。

而在整整七十年前的六月份，已經從西柏坡進入北平的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正在為籌備「新政協」而忙碌起來，並與從全國各地匯集到北平的各民主黨派及無黨派知名人士商討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建立新中國的事，並召開了新政協的籌備會議，為當年九月正式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奠定了政治和組織基礎。而之所以採用了簡稱為「新政協」的政治協商會議的稱謂，除了是凸顯政治協商制度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少數民族和社會各界的代表，對建立新中國，及制定國家的大政方針以及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問題進行協商的制度這個性質定位之外，似是有意與「舊政協」作出適度的連結但又明確地將之區別開來。因此，既然習近平主席倡議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是由兩岸各政黨、各界別推舉代表性人士，就兩岸關係和民族未來開展廣泛深入的民主協商，那麼，一九四九年的「新政協」模式，就值得借镜參考。當然，由於任務和場域不同，因而又不能完全照搬照抄。

實際上，「新政協」是相對於「舊政協」而言的。「政協」二字，本來就是國共合作的產物。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中國共產黨為打破中國國民黨一黨獨裁，要求國民黨承認其他黨派合法地位，成立聯合政府，遂提出召開「政治會議」的訴求。國民黨大概覺得「政治會議」分量太重，權力太大，由首席談判代表王世傑提出，加上「協商」二字，共產黨首席代表周恩來予以認可。於是，「政協」一詞就問世矣。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澤東飛赴重慶與國民黨談判，後來簽下「雙十協定」，確定了召開政協會議。中共特意聲明，停止軍事衝突，為政協召開之前提。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至二十一日，政協在重慶召開。開幕之日，國共簽字停戰。可見，政協從誕生之日，就與中國人民的和平事業息息相關。

不過，由國民黨主持的小規模政協並未實現真正的民主。區區三十八位各方代表，雖然簽訂通過了諸多協議，但會場餘溫未散，這些紙上的君子協定就逐一遭受破壞。國民黨主要領導人堅持獨裁、滅共和內戰，國民黨強行解散民盟，鎮壓學生運動，暗殺李公朴、聞一多，完全摧毀了政協結構。其倒行逆施，連國民黨內的溫和人士也不能容忍。這段政協歷史便是學術界所稱的「舊政協」時期。

在此局面之下，民盟等「中間黨派」，積極響應毛澤東的「五一口號」，毅然站到了共產黨一邊。一九四九年一月，民盟領導人沈鈞儒等在香港宣佈恢復民盟總部，與中共「攜手合作」。國民黨內部的民主派在香港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以宋慶齡為名譽主席、李濟深為主席，宣佈贊成中共的新民主主義基本綱領。

毛澤東審時度勢，遍發英雄帖，邀請天下才俊到解放區共商建國大計。毛在電報中寫道：「會議名稱擬為政治協商會議，開會地點在哈爾濱，時間在今年冬季。」收到毛澤東的英雄帖，天下群豪紛紛響應。民盟、民革、民進、民促、民建、台盟、致公黨、農工黨、救國會、三民會，還有一群「無黨派」，紛紛通電擁護共產黨，認為召開新政協「符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還致電毛澤東曰：「大計亟宜早定」。一個個摩拳擦掌，躍躍欲試。

中共中央隨即決定，集合眾好漢，聚會哈爾濱，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但由於三大戰役進展順利，北平和平解放，中共中央進駐北平，因而這個政治協商會議確定在北平舉行，並於六月舉行籌備會議，九月二十一日正式舉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亦即「新政協」，却爲新中國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向全國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及全國人民提供了最大公約數。「新政協」與「舊政協」這兩者之間雖然沒有直接的關聯，但既然采用了「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的提法，就充分證明「新政協」還是對「舊政協」充滿了敬重之意的。

八年前，筆者參加由澳門中聯辦組織的在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舉行的「澳門特區省級政協委員研習班」，該研習班邀請了時任全國政協文史學習專委會駐會副主任的卞晉平，為學員們作了一個題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的專題講座。在講座後的問答環節，筆者詢問了一個問題，就是在二零零五年，中國國民黨主席當時的主席連戰進行「破冰之旅」時，台灣一些深藍朋友將之形容為「第三次國共合作」，並對國共兩黨再次攜手合作，進行遏制「台獨」分裂活動的鬥爭，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抱有憧憬。因此，他們對當年重慶談判後，有國民黨和中共以及各政黨的代表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談，十分懷念，並對大陸地區的政治協商制度和人民政協組織甚感興趣，認為其實「新政協」來自「舊政協」。但又對一九四九年第一屆「新政協」召開籌備會議時，對「舊政協」持批評態度，甚感遺憾。因而筆者詢問，中共是否可對「舊政協」有一個客觀公平的評價，以利於進一步發展和鞏固國共平臺？

卞晉平指出，「舊政協」是國共兩黨「雙十協議」的產物，在當時具有一定的正面積極意義。對此，中共史學界從未予以否定。至於毛澤東在「新政協」籌備會議中對「舊政協」的批評，那是在當時特定的政治背景之下的所為，已成為歷史，過去的就過去了，現在已經少提以至不提。國民黨的朋友們有意將「新政協」與「舊政協」掛聯起來，在推進國家統一大業的角度上，有其正面意義。

實際上，在台北的中國國民黨黨史館館藏的國共兩黨交往史資料中，就有當年「舊政協」的檔案資料。因此，參考「新政協」的模式甚至是「舊政協」中具有積極意義的某些做法而又有所創新，可能是探討「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其中一種可行方式

（發自貴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