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更多澳人可以加入內地政治公職隊伍

何敬麟的全國人大代表資格,已經獲得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確認有效。可喜可賀,因為在新中國成立前後曾經對國家作出極大貢獻的「何馬崔」三大家族,都在新時期的國家建設,尤其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偉大民族振興「中國夢」的征程中,「長征接力有來人」。一方面,國家是不會忘記何賢、馬萬祺、崔德祺的重大貢獻的;另一方面,後輩也不能老是躺在前輩的「功勞簿」上,必須繼續努力奮鬥。相信,何敬麟是能夠做到的,不會辜負人們將對其祖父何賢,伯父何厚鏵的深厚感情,投射到他的身上的盛情,積極認真地履行全國人大代表的職能權利和義務,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參加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工作。

何敬麟現在還有另一個內地的政治公職,是獲邀請出任安徽省政協委員,還在去年一月舉行的安徽省十二屆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常委。他在「更上層樓」當選全國人大代表後,是否應當按照「不得交叉」的習慣性做法,辭去安徵省政協的政務,專心做好全國人大代表的工作,就值得思考。

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不得交叉」,沒有法律條文明文規定,但卻是一個「明規則」。在有關部門遴選安排時,都強調了這一點,除了是極少數確實工作需要的特殊情況之外。據《南方周末》二零一三年二月就曾報道,全國政協辦公廳一位局級官員對上述情况解釋稱,同時擔任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做法,在章程上幷不違法,也沒有衝突。不過,根據中央規定,一般不做這樣的安排,往往特殊情况下才會出現。

其實,所謂的「不得交叉」,不但是「明規則」於同級或不同級的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之間(按:澳門居民一般不安排參選地方各級人大代表),也體現在上下位階行政區域的政協機構的委員。不過,據說倘是兼任據位人家鄉的縣市級政協的委員,亦即不屬中聯辦代為管理的級別政協委員,則除外,亦即可以兼任。

本來,我國法律沒有明文規定政協委員不可以是人大代表,因爲政協跟人大是不同的機構。人大代表代表人民行使國家權力;政協委員具有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職能。二者性質不同、職能不同。但一般不同時兼任,例如,如果過多的政協委員兼任人大代表的話,監督的民意代表數量就减少了,監督的作用就會减弱,因而應當儘量减少「交叉」安排。而且不但是在同級的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之間,而且也應該在上下級的政協委員之間,盡量減少「交叉」現象。

更重要的是,隨著澳門回歸,愛國愛澳教育的深入進行,加上「粵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建設的效應,越來越多的澳門居民尤其是中生一代,強烈渴望能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同時,也能參加內地政治公職的工作,在學習吸取內地先進的治國理政觀念及方法的同時,將自己因為身處澳門而接觸到的城市管理經驗介紹給內地,互相交流切磋探討,幫助內地推進現代化建設,促進心靈契合。因此,他們希望能夠獲得安排,出任地方的政協委員,及工商聯、婦聯、青聯、社科聯等人民團體的成員。

但遺憾的是,可供安排的職位就是那麼多,呈現「求過於供」的不平衡情況。因此,希望每一個珍貴的名額,都能發揮最大的作用,俾能盡量安排最多的人士出任。在此情況下,盡量避免「交叉」現象,就是釋出更多的名額,讓更多的「澳人」都能「均衡參與」的好辦法。在此前,有注意到此情況。一方面,已經「升呢」為全國政協委員的,不再擔任此前所出任的省級政協的委員;另一方面,消除「跨域委員」亦即同時擔任兩個同級但不同行政區域的政協委員的現象。

但去年的換屆,似乎忽略了這種正確的做法。有些已經「升呢」為全國政協委員者,仍然保留原任的省級政協委員,這就讓有強烈意願者少一個機會。因此,是應當對這種不夠科學合理的現象,進行調整的了。

習近平主席在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外事專委會的一份調研報告中批示指出:「港澳政協委員人才濟濟、群英薈萃,是愛國愛港、愛國愛澳的重要力量。要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為他們在特區和內地更好發揮『雙重積極作用』創造條件、提供幫助,鼓勵他們為維護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和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多做貢獻。」為此,中央有關部門要求包括二百多名全國政協港澳委員在內的五千多名內地各級政協的港澳委員,通過政協組織的凝聚和自身不斷地鍛煉,成為港澳特區維護「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鮮明旗幟,壯大和整合特區愛國力量的中堅骨幹,推動港澳經濟升級轉型的重要表率和促進港澳人心回歸的引領力量。

實際上,在香港、澳門特區的社會政治生活中,全國及地方各級政協的委員,積極響應習近平主席的號召,並在中聯辦的指導下,旗幟鮮明地維護「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治澳、依法施政、依法行政,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的利益,維護長期保持香港、澳門繁榮穩定的利益,反對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香港、澳門的行為,與抵觸和反對「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人和事作堅決鬥爭,為「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順利實施「保駕護航」。就此而言,一方面是應當繼續向港澳實施比內地較為優惠的政策,讓更多的港澳居民參與各級政協,以及各種人民團體的工作,以壯大「愛國愛港」、「愛國愛澳」的隊伍;另一方面應當更嚴謹地做好對名額的安排管理,盡量避免「交叉」現象,讓每一個名額都能發揮最大的作用。這才是正確的做法。

因此,在反腐敗鬥爭取得壓倒性態勢,尤其是清查賄選人大代表及買賣政協委員現象也已經取得關鍵性勝利之後,有必要在對港澳兩特區的統戰工作中,也以「一國兩制」的思維定勢,採取比內地較為寬鬆的做法。一是適當增加全國及地方各地政協的港澳委員的名額。二是恢復全國及地方政協聘請港澳居民出任其委員的年齡上限的適當放寬待遇,尤其是對那些向反對派作鬥爭立場鮮明的人員。三是恢復地方各級政協單位設立並聘請「特聘委員」的做法,以這種不佔名額,不受年齡限制,不受戶籍地法律限制(如台商)的方式,聘請那些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熱愛人民政協工作,有社會責任感,能廣泛聯繫港澳鄉親的港澳居民,或是本專業的領軍人物,有較強的參政議政能力和文字水準,具備政協委員條件,但因各種原因而未能安排的港澳居民,及關心和支持當地建設的港澳居民,出任全國或地方政協的特聘委員。四是開放地級市政協以至是縣區一級政協邀請港澳居民出任其委員。五是開放更多的工商聯、青聯、婦聯、僑聯、科協、社科協、文聯等人民團體,吸收港澳居民成為其會員,並當選為領導機構成員。這樣,使得「愛國愛港愛澳」的隊伍更為壯大,就像彭麗媛的一首名曲所唱的那樣,「我們的隊伍越走越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