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而立之年，我們為之奮鬥十餘年的新中國誕生了。從參與成立建設，到見證祖國成長強大，風風雨雨70年。如今，我已經100周歲了，唯願我們的祖國明天更美好，我們的人民文明、健康、幸福。」

說此話時，周令釗與朋友們的小型畫展五一期間正在北京展出。是慶生，是紀念五四運動一百周年，更是一名百歲老人獻給祖國70周年華誕的生日賀禮。

周令釗是誰?

當代著名藝術家韓美林曾為他深情一跪，著名畫家黃永玉對他更是佩服有加。

「他搞了許多重大的事情，沒有多少人知道，他從不張揚。如果換成有的人，能參與其中任何一項，都可以『吹噓』一輩子了。」黃永玉說。

開國大典上天安門城樓懸掛的戴八角帽的主席畫像，國徽、共青團旗、少先隊星星火炬，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幣，甚至人民大會堂主會場的「滿天星」穹頂……這些，都是他親自繪畫、設計或參與的作品。

而這，也只是他從藝80多年眾多作品中的「冰山一角」。人民解放軍「八一」勳章、獨立自由勳章、解放勳章，大型歷史油畫《五四運動》、大型壁畫《世界人民大團結》、油畫《韶山》，記錄反映新中國不同時代氣息的各種招貼畫、郵票、徽章，以及一些現在還隨處可見的已深入普通百姓生活的各種標識……

中央美術學院院長范迪安這樣評價，「他用嶄新的視覺形象『設計』了嶄新的國家形象，使國家意志視覺化，反映了人民當家做主的精神風貌。」

他，是資深的革命者。從1937年投身湖南抗敵畫會，到1938年進入國共二次合作的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再到1942年加入抗敵演劇隊，在硝煙彌漫的戰爭年代，跟隨田漢等一大批藝術名家並肩戰鬥，足跡遍及大半個中國及緬甸等戰地。他還把十多個弟弟妹妹帶上抗日戰場，送進孩子劇團等宣傳抗日。

他，是新中國高等美術教育的重要拓荒者和奠基者之一，先後擔任中央美術學院實用美術系、版畫系、壁畫系教授，為國家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

一生經典作品無數，但他更願意把自己看成一個作畫的人。「繪畫，是我一生的愛好與追求，我願意把最美的畫作留在公眾的視野裏。」

如今，期頤之年，憶百年過往，仍然最怕聽到別人稱他「藝術家」，「我從來沒有因為自己的作品而驕傲，我只是完成了一個又一個工作。有機會為國家做設計，我很高興，也很榮幸，大家都說好，我就會更開心。」

他，是被譽為新中國「國家形象設計師」，見證了新中國70年發展歷程的百歲老人周令釗。

「畫了多少，別人不說我們不知道」

北京五環外一個普通又僻靜的住宅社區裏，周令釗的家就坐落其中。

餐桌邊微笑、打招呼的周老面色紅潤，慈祥安靜。緩緩挪步，上下臺階，周老在一張中式木椅上坐下，「我身體沒有問題，就是記性不太好了，過去的事情記不得了。」

打開《周令釗作品集》，看著一頁頁熟悉的徽章設計、繪畫作品，隨著記者的感歎，一旁的周老默默地微笑。

「業內很多人都不知道父親為國家到底做了多少事情，包括我自己。」這些年，周容為父親周令釗的畫冊、展覽、資料整理做了許多幕後工作，驚奇驚喜中，讓周容一次次重新認知父親。

一次，當聽說韓美林在清華美院給學生做講座談到「滿天星」創意時，周容這才知道，人民大會堂穹頂燈光「滿天星」的設計構思竟也是出自父親。

韓美林在一篇文章中記錄了這段歷史。

那是1958年，北京十大建築正處在緊張建設當中。當時正在民族文化宮建設工地參與美術設計工作的周令釗接到通知，讓迅速到中南海參加重要會議。受制於當時交通條件，參會人員遲遲沒有到齊。等待中，按時抵達的周令釗便主動向周總理詢問，得知原來是人民大會堂主會場的穹頂吊燈設計安裝遇到了難題。

之前在政協禮堂施工中，吊燈因承重問題墜落，造成幾十個座椅損壞。而號稱「萬人大禮堂」的人民大會堂主會場，高度和縱深都比政協禮堂大得多，「按照比例，建築承重怎麼解決?」周總理說。

周令釗有個習慣，隨時隨地筆不離手畫速寫。聽了總理介紹，他說，「這個容易，滿天星，滿天星嘛……」隨手用鉛筆在稿紙上畫出了眾星環繞「五角星」的「滿天星」設計草圖。周總理接過草圖，連說，「好!就是它了!告訴大家別來了，散會!」

「這正是今天人民大會堂主會場穹頂『滿天星』的雛形。」聽著女兒周容的轉述，一直表示自己記性不好的周老笑了，攤開雙手又合上，仿佛把一張草圖揣進兜裏，繪聲繪色道，「總理說是『諸葛亮會』，他看了草圖說，『好了，就這樣吧』。」隨後，周老又不忘補充道，「只是一個創意、一個草圖，後來都是大家深入設計製作的嘛。」

韓美林在文章中寫道，「按照周先生的方法，不但突出了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在黨中央周圍的理念，而且在建築結構上易於實現，美觀簡潔、突出主題，令人拍案叫絕。隨後創意交由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奚小彭老師完成。我目睹了方案的誕生，對周先生的才華欽佩不已。」

周容說，父親到底設計創作過多少藝術作品，他自己沒有概念，也從來沒有統計過，「以至於只有再見才能想起」。

「喏，那個標識是我設計的。」一次在長沙街頭，周令釗指著臨街商鋪上大大的「中茶」標識告訴女兒。

「我當時一驚。」作為清華美術學院視覺傳達設計系的教授，周容曾多次拿著這個標識作為經典案例講給學生，但她卻不知道這構思巧妙的著名標識竟出自父親之手。

這種驚奇，在周容那時有發生，更別提其他業內人士。

「一直以為我對周先生有80%—90%的瞭解，但現在看來連10%都沒有。」之前周容整理出周令釗部分作品圖錄給一位元業內人士看，他頗「意外」地感慨，「本以為我是瞭解周先生和他的藝術的，但看過周令釗部分作品圖錄，這其中，90%以上的作品，我，也許和更多的美術界同行一樣，都不曾見過。」

2011年，「周令釗藝術展」第一次在中國美術館舉行。周令釗笑言「我才92歲，來日方長」，引得展覽現場一片掌聲與歡笑。

的確，那一年，他與當時84歲的夫人陳若菊完成了創作4年之久的水墨長卷《汨水準江永流芳》、大型丙烯壁畫《長沙——湘江北去橘子洲頭》，2013年又一起完成了北京地鐵6號線朝陽門站陶瓷浮雕壁畫《京東糧道》《鳳舞朝陽》的設計。

2017年，98歲的周令釗應邀設計了「戊戌狗年」特種郵票，創造了中國郵票史上近百歲藝術家創作郵票的奇跡。

在周令釗的畫案上，正在著色的3米長卷《桃源春色》是之前作品《沅江春暖》的其中部分，周容說，「這是為湖南常德的一個大型彩色陶瓷壁畫製作的色彩效果圖。」

「山那邊的好地方」

翻開畫案上的另一幅長卷《汨水準江永流芳》，周令釗小心翼翼地查看著畫中的每一座山，每一棵樹，以及彎彎繞繞的母親河——汨羅江。手指水岸邊一片開闊的田野，周老默默念道，「這是我的老家，爽口鎮。」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的前兩天，周令釗出生於湖南平江一個文化氣息濃厚的大家庭。母親鄭家一畢業于長沙周南女校師範班，是徐特立的學生、楊開慧的同學，畫水彩、繡樣、並喜作詩，曾在長沙衡粹女子職業學校任圖畫教員。

受母親影響，周令釗從小就喜歡畫畫，在長沙讀小學時，他被校門口的馬克思、恩格斯肖像所吸引，在研究一根根「捲曲大鬍子」的畫法時，也被進步的革命氣氛感召。

13歲進入長沙華中美專，期間參與國貨公司廣告設計，貼補家用。畢業于湖北武昌藝專後，周令釗又在上海華東美術印刷傳習所學習修版、製版等，專科學習和大量的社會實踐為年輕的周令釗在實用美術方面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38年，在同學的帶領下，周令釗進入國共合作時期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當時的「第三廳」大師雲集，郭沫若、田漢、冼星海等都曾在此供職。那年9月，周令釗參與了全國首幅巨型抗戰作品黃鶴樓壁畫《全民抗戰》。

也是在那時，美術科隔三差五便會「少了幾個人」，周令釗一打聽，說去了「山那邊的好地方」。

他心裏清楚，那是陝北小城，一個當時無數知識青年嚮往的革命聖地。

一天，當聽說冼星海也要「去北邊」時，周令釗坐不住了，請求他帶上自己。冼星海告訴周令釗，「去找田漢批『路條』，到『八辦』換『通行證』，才能買票。」

那個夜晚，周令釗找遍了所有能找的地方，都沒有找到田漢，而第二天是最後的通車日。這個「遺憾」直到新中國成立後，1953年周令釗在創作第二套人民幣時，跟隨印鈔廠去延安寶塔山採集設計素材時才得以釋懷。

自1937年起，隨著戰事逼近，周令釗像每一個熱血的中國男兒一樣，將身心融入文化抗戰的洪流。他在長沙參加抗敵畫會；為焦菊隱導演的進步劇碼畫海報、設計舞美；參與由范長江任領隊的「南路前線工作隊」採訪慰問；加入葉淺予、張樂平的「漫畫宣傳隊」，他作舞美和廣告設計，作抗日宣傳畫、作替補演員，到滇緬慰問中國遠征軍……

在那個紛繁戰亂的年代，構思快、動作快的「快手周」周令釗，以筆代槍，為當時中國實用美術設計與創作在抗戰期間留下閃光一頁。

1945年抗戰勝利，從緬北戰場歸來，周令釗更加堅信，「『山那邊的好地方』是中國的希望。」

1947年夏，在武漢演劇六隊的周令釗聽說「有人去北平」，他決定北上，「至少北平是『近而方便』的所在」。

同行者轉道上海，周令釗便去看望在此的田漢。在老領導的勸說下，周令釗決定留在更需要他的「有進步背景」的上海育才學校任教。直到第二年8月，老戰友馮法祀帶來北平國立藝專校長徐悲鴻的聘書，經過妥善安排，周令釗抵達北平。

北平和平解放期間，在北平國立藝專地下黨組織領導下，周令釗與其他藝術家們積極參與創作了大量慶祝革命勝利的宣傳品。一天，在國會街後來的新華社繪製毛主席畫像時，當聽說畫像將懸掛在卡車上迎接入城解放軍時，周令釗興奮極了，他知道，自己終於找到了「山那邊的好地方」。

開國大典前夜還在趕制毛主席畫像

1949年9月，開國大典籌備處把繪製天安門城樓毛主席畫像的任務交給了國立北平藝專。「學校決定由你來畫。」藝專黨委書記江豐找到周令釗，因為之前他已多次在重要會議會場佈置中繪製過毛主席畫像。

接到任務，距離開國大典也只有20多天的時間。周令釗不敢怠慢，帶著新婚妻子——他在央美實用美術系的第一屆學生陳若菊，登上了搭建在天安門城樓上東牆根的大型腳手畫架。而就在兩個月前，這對新人剛剛在徐悲鴻作為證婚人的婚禮上接受了大家的祝福。

開國大典前的天安門城樓安靜莊嚴，天濛濛亮，執勤的小戰士就能看到兩個瘦小的年輕人背著畫具，帶著乾糧水壺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打格、放大、調色、繪畫、調整，攀上爬下、遠觀近改，餓了啃一口涼饅頭、渴了喝一口熱開水，兩顆年輕的心隨著新中國的即將成立而熱血沸騰，「大家都很興奮，非常願意為一個新的中國去做事情。」周令釗曾多次提及這段往事。

「像，非常相像!」畫像繪製接近尾聲時，聶榮臻元帥親臨現場，他的話讓周令釗吃了定心丸。畫像原片是新華社攝影師鄭景康在延安時期給毛主席拍攝的，「主席的風紀扣開著，顯得很灑脫。」聶帥觀後覺得「還是系上好」。

畫像完美收工，已是開國大典前夜，回到住所還未休息，天安門便又來人。因為周總理覺得掛妥的畫像下面，一行「為人民服務」的字樣遠看又小又花，很不協調，提議「馬上改」。

天安門城樓中間門洞約8米高，主席的畫像就懸掛在上面。在由三個直梯綁成的長梯上，周令釗一手拿照片、調色板，一手握畫筆，再一次爬到了聚光燈下的巨幅畫像前。

梯子挪動十幾次，上上下下幾十次，滿意收工天已大亮，此時距開國大典只剩幾個小時。

天安門廣場東側、今天的國家博物館附近，一夜未眠的周令釗與美院師生們守候開國大典的激動時刻。

「像，真像!」「那是一種勝利的微笑!」聽著身邊師生同仁們的讚歎和祝賀，周令釗放心了，「我和若菊完成了我們人生中一個偉大的重要的工作!」

那一年，周令釗30歲。

2008年周令釗繪製了彩墨畫《回憶開國大典毛主席畫像繪製現場》，生動地記錄了那一歷史時刻。「把當時的情景畫下來，也算是一種紀念吧。」

從團旗、星星火炬，到國徽、人民幣設計

「同意此式。毛澤東，4月28日。」

「同意這個，但須將金黃色圓圈及五角星放下點，置於紅旗四分之一的中間。周恩來。」

「這個好，劉。」

坐在畫案前，翻閱著面前的資料書，周令釗在「團旗」彩頁圖片前停留下來，用他略帶湖南口音的普通話說道，「劉，就是劉少奇。」「『團結在共產黨周圍』是婁霜寫上去的。」說完，老人又默默地笑了。

1949年4月，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剛剛和平解放的北平召開。受命佈置會場時，周令釗結識了團中央《中國青年》雜誌美術編輯婁霜。一天，婁霜找到周令釗，請他幫忙設計一稿「共青團團旗」。

「全國各族青年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周圍」，剛聽完婁霜關於團旗理念的介紹，「一顆被一個圓圈環繞的五角星」就出現在周令釗的稿紙上。

沒等解釋，婁霜已經興奮地叫好，「簡潔明瞭，太貼切了。」就這樣，5分鐘不到，一面鮮豔的「團旗」誕生了。

其後，「星星火炬」，一代代中國人銘記的少先隊隊旗也隨之在周令釗參與下誕生。

1950年，周令釗作為中央美術學院小組成員和張仃、張光宇，與以梁思成為代表的清華大學小組共同完成了國家形象中最重要的徽標——國徽的設計工作。「國徽的設計是一個集體創作。」周令釗說，自己當時提出「將一顆星改為五顆星，與國旗一致」的建議被採納。

「五顆星給天安門賦予了新含義。天安門是開國大典上毛主席向全國、全世界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地方；是新中國國家標誌性建築，又曾是舊時代皇城的建築，在天安門上空升起新中國國旗的五顆星，使之成為獨一無二的新中國國徽中的最基本的圖形組合。」周容說父親不止一次跟她交流過國徽上五星設計的深層意義。

參與國徽設計對於周令釗來說最值得高興的是，他和武昌藝專時的老師高莊先生同時參與這個重要的工作。「我參與了國徽的平面設計，高莊先生擔當了國徽的最終浮雕成型，我們師生二人都為新中國國徽設計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從1950年起，在新中國百廢待興之時，年輕的周令釗承擔了許多重要的國家任務，更參與了不少重要的「國家形象設計」。

翻開《周令釗作品集》，油畫、丙烯畫、水粉水彩、國畫、壁畫、招貼、插圖、漫畫、徽標……豐富多彩、各式各樣的藝術表現形式，承載著新中國的國家記憶、民族記憶，反映出不同時期社會大發展的生動氣息，今天看來非常親切。

其中最重要的無疑是人民幣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的總體設計工作。

「人民幣第一套是在原晉察冀邊區銀行設計發行的，第二、三、四套是我直接參與設計的。」周令釗之前多次回憶，「1950年，時任中央美院黨委副書記的羅工柳接到設計第二套人民幣的任務，於是就找到我來做總體設計。」再後來，妻子陳若菊、著名畫家侯一民與夫人鄧澍等也陸續加入到了創作隊伍之中。

最怕別人稱他「藝術家」

「有哪一位藝術家有如他那樣，涉獵了難以想像的廣泛而多樣的領域，完成難以數計的或為重大或為平凡的藝術專案的創造，卻都能達到至精至善。憑在戰爭年代，在實際工作中，在神不知鬼不覺間完成了他智慧和功力的積累與冶煉，成就了一代大才。」著名畫家侯一民對周令釗的評價更多來自對其藝術人生的敬仰。

的確，除了眾多的實用美術設計，新中國成立初期周令釗創作的大型歷史油畫《五四運動》，主筆設計的大型壁畫《世界人民大團結》被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和展覽；他的油畫作品《韶山》收藏于全國政協禮堂。

自1938年19歲的周令釗參與黃鶴樓大型壁畫《全民抗戰》以來，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後，周令釗和夫人陳若菊在全國各地創造了眾多壁畫作品，他的壁畫生涯至今81年。

有人評價曾擔任過中國水粉畫協會會長的周令釗，「在水粉畫領域，周令釗幾乎是登峰造極的一位大師。」對於丙烯畫、彩墨畫，周令釗也頗有心得，更是創造了不少優秀作品。

一度火爆的藝術品市場也曾讓不少人找上門來，「父母不願意介入，他們不想讓原本平靜的生活變得不再單純。」周容說，2011年，父親將1940年至2008年自己的80餘幅畫作捐贈給中國美術館。

曾經一幅或幾幅作品名揚天下的大家比比皆是，如雷貫耳，然給予國家，給予民族眾多「形象設計」的周令釗卻始終選擇默默無聲。

「他就是那麼樸實、厚道、謙和的人。我以為，一位真正的人民藝術家，一定是位老實人。因為只有這樣，才會不圖名、不圖利、不取巧，腳踏實地，辛勤耕耘，一生信奉藝術為人民服務。」黃永玉對老朋友的評價發自內心。

採訪中，百歲周令釗仍然最怕被稱「藝術家」，「我只是教員，是老師，家不家的，那都是人家說的，我從來沒有感覺到，也不敢當。」

「這輩子，我要做一個像周令釗先生這樣的人。」作為學生，韓美林說這是當年一個二十幾歲的小青年最樸素的想法，也正是這個想法，讓他在日後面對生活中的種種變故時能夠堅持、再堅持。他說，「先生的才華，先生的品格，值得我跪。」

（強曉玲、魏夢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