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力宇‧鄧七條‧新黨主張國號為中國

真是「有咁啱得咁巧」,就在新黨舉辦二十六周年黨慶大會,提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當天,美國西東大學終身教授楊力宇逝世,似是在冥冥中有某種巧合。

新黨與楊力宇本是風馬牛不相及,但因為未來兩岸統一後的國號問題,卻把兩者扯在了一起。實際上,新黨在其研擬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中倡議,兩岸統一後的國號、國旗由雙方政治協商決定,建議國號直接稱「中國」,聯合國中國代表團納入台灣代表,聯合國主導的各項會議也透過兩岸協商安排台灣參與。而在楊力宇這邊廂,台灣地區各媒體在報導其逝世消息後,都集中指出他是最早得悉「一國兩制」的涵義的,亦即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六日,鄧小平在會見他時,提出著名的「鄧六條」,即兩岸統一後的基本方針。其實,鄧小平當時提出的是「鄧七條」,還有一條是,只要能夠統一,國號、國旗、國歌都可以改。後來在傳達時,還追加了一個國號就乾脆叫「中華共和國」亦即「中國」。新黨的主張就顯得與鄧小平當年會見楊力宇談的設想高度吻合了。

實際上,楊力字在獲得鄧小平會見,並聆聽到其對兩岸統一的「一國兩制」設想後,當即憑記憶寫成稿件,傳真給香港《七十年代》月刊,而《七十年代》七月號的頭篇文章,就是「鄧七條」。後來,時任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的中央軍委副主席楊尚昆,在向中央和國家機關傳達時,也是「鄧七條」,亦即包括「國號、國旗、國歌都可以改」。

但是,在相隔一個多月後,七月三十日,《人民日報》報導鄧小平會見楊力宇的消息時,卻刪去了「兩岸統一後,國號國歌國旗都可以改」這一條,亦即變成了「鄧六條」。十年後的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七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出版,將鄧小平的這個談話收錄進去,也是「鄧六條」,「鄧六條」由此定型。

在《人民日報》正式發表「鄧六條」之後,關心兩岸關係的港澳新聞工作者,曾對為何《人民日報》在一個多月之後才予以發表,及為何「鄧七條」變成了「鄧六條」,這兩者之間是否存在著某些關聯等,有過議論和揣測。最主流的一種說法,是有國際法學專家指出,國號改為「中華共和國」後(國際法學及政治學專家認知,「人民」二字與「共和」重疊),其英文與「中華民國」完全一樣,因而鄧小平收回了這一條。

不過,效仿日本的方式,乾脆就叫「中國」,這就可避開兩岸之間的爭議了。實際上,在時序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有關「國號可改」的說法,又悄悄地流行起來,而且標的就是「中國」。二零零一年,江澤民在中南海會見台灣「中國統一聯盟」訪問團時就主動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的國號之爭,其實可簡稱為「中國」,雙方不必做無謂的爭執。隨後,香港《文匯報》就此發表社評表示,祖國大陸多次明確表示,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什麼都可以談。這當然包括兩岸統一之後的國號、國旗、國歌等。鄧小平早在一九八三年會見美國華人學者楊力宇時就曾表示,「問題的核心是祖國統一」,「如果能夠統一,國號也可以改」。可見,祖國大陸為了促進兩岸和平統一,在祖國統一即「一個中國」的核心原則之下,展示出了極大的誠意和包容性與靈活性。」後來,北京的高層人物和國台辦負責人的談話,都提到只要承認一個中國,「什麼都可以談,這個「什麼」,或許也包括統一後的國號。

有意思的是,就在一九八三年六月鄧小平會見楊力宇,提到「國號」的問題時,內地的文史雜誌突然「爆料」,在一九四九年七月九日舉行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議第四小組第二次會議上,對於新中國的國號,本來是計劃採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簡稱『中華民國』)」的,之所以附有一個「尾巴」,是因為當時全國人民都習慣了「中華民國」。而在座談中,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一些成員如何香凝等,表示對「中華民國」有感情,因而感到可以接受。而張奚若等人則認為名稱過長而應去除「民主」二字,因為「人民」與「民主」詞義重疊;但司徒美堂等政協代表(並非是中共代表)強烈反對「簡稱『中華民國』」幾字。最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決議國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去除加註,亦即去掉了「簡稱『中華民國』」。這些文史資料發表後,有國際公法專家認為可惜,倘採用周恩來等人初擬的國號,就沒有後來的聯合國席位,及其後二十多年來西方國家與新中國沒有建交等的問題,更沒有「台獨建國」、「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市場。再後來,又有小道消息說,毛澤東後來在學習到國際公法的知識,尤其是法蘭西共和國的「第二共和」、「第三共和」歷史後,也後悔沒有繼續使用「中華民國」的國號。

楊力宇見過鄧小平後,名氣大噪,此後頻頻奔跑於太平洋之間的「大兩岸」,及台灣海峽之間的「小兩岸」,為兩岸和平統一出謀獻策及傳話。一九九九年初,國民黨和李登輝確定,提名連戰參加二零零零年「總統」大選。由於在前一年的十月,江澤民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會見台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時,提出進行兩岸政治對話的建議,因而連戰決定,在他當選並就任「總統」後,進行兩岸政治對話。為此,他找了幾個人作其兩岸政策智襄,其中就有見證「鄧七條」的楊力宇,及在美國修讀博士學位時研究國共談判的關中,還有在「陸委會」主委任上,積極響應江澤民「進行兩岸政治對話」呼籲,提出「兩岸政治對話是兩岸政談判的初級階段」、「提前進入《國統綱領》中程階段」論述的張京育。

據說,關中指出,古今中外的談判經驗,正式談判是進展不大的,只有正式談判外的非正式接觸才有較大而且是關鍵性的進展(注:中葡兩國關於澳門問題的談判,就是如此)。連戰認為有道理,但秘密接觸到地點在哪裡?張京育想起了筆者在一九九五年「江八條」及「李六條」先後發表後,撰寫的「澳門是江李會談的最佳地點」系列文章,其中提到澳門當時的環境便於保密。他為了考證此論點,還親自便服到澳門一趟考察,證實了筆者的論點,就向連戰提出以澳門為兩岸秘密接觸到地點,獲得連戰同意(據說,後來大陸海協會在澳門設立唯一的辦事處,其中一個考量也是如此)。張京育就交帶「陸委會」的一個職員,委托筆者向何厚鏵轉達這個設想,倘連戰當選「總統」,何厚鏵也當選行政長官,在澳門進行兩岸秘密政治對話,請求澳門特區政府提供必要的技術支援。何厚鏵後來到北京出席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時,向中央報告了這個重要信息。北京十分重視,決定指派一位姓楊的官員負責此事。遺憾的是,由於宋楚瑜脫黨參選,導致連戰敗選,導致這個美好的計劃「流產」。否則,台海局勢就沒有今天這樣的紛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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