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世安兩任共十年的行政長官任內，雖然間中也有風雨，但基本平穩，這與他的平和性格有關，是「撳地游水」，沒有為了多出政績而推出激烈的改革措施，求實求穩。這也是澳門社會能夠基本保持和諧穩定的原因之一。當然，更重要的因素，是在何厚鏵已經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基礎上，積極回應習近平主席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成立頂層架構設計的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針對「非傳統安全威脅」的項目，制定或修訂有關網絡安全、金融安全、民防安全的法律，還與澳門中聯辦合作，舉辦國家安全教育展覽，在補強國家安全網的同時，也使得「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意識家喻戶曉，深入人心，並對澳門內外的反動勢力形成強大的震懾。因此，在香港的反中亂港勢力瘋狂地進行恐怖暴力活動之下，澳門反而出奇地平靜，連反對派的大攪手也做「乖乖牌」。這就反證了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之說：香港尚未完成《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成為「港獨」不斷加劇的主要原因之一。

國家安全是屬於「一國」的範疇。而在「兩制」亦即澳門特區高度自治事務的範疇內，也有安全事務，包括公共安全和城市安全。另外，「總體國家安全觀」的一些「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內容，如經濟安全、金融安全、生態環境安全、自然災害、信息安全、資源安全、疾病蔓延、跨境犯罪、走私販毒、非法移民、海上盜竊、洗錢等，也部分地存在於澳門高度自治事務之內。但總結起來，主要是公共安全和城市安全。而在公共安全方面，有澳門特區政府的得力領導，全體警員的將士用命，有內地公安部門的有力支援，有解放軍駐澳部隊的威武震懾，澳門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這也是澳門特區成功實踐「一國兩制」的典型例子。

而在城市安全方面，則是「欠賬」較多。一場「天鴿風災」，就嚴重地暴露了澳門特區城市安全工作的不足，與科學施政的要求距離較遠。實際上，種種科學數據證明，在全球暖化之下，海平面上升，這就必然會對澳門的低窪地區形成威脅。而且，近年由於「澳門」得名元素之一的「十字門」，其周邊進行大面積的填海工程，原來發揮疏洪分流作用的海域，收窄成為喇叭口，形成如同錢塘江大潮那樣的效應，當每月兩度的潮汐湧來時無處宣泄，就只能是擠住內港濠江水道，而逼高水位，從而發生了在八、九十年代之前罕見的「每逢漲潮就水淹」的情況。即使是沒有颱風襲澳，也沒有滂沱大雨的好天氣時，也是如此。

現在，有關全球暖化的危機威脅更為嚴重。最近幾天水城威尼斯就發生了嚴重水淹；而日前某國際權威科學研究機構發布的全球二零五零年因為海平面上升而導致被海水淹沒的預測圖，澳門有不少地域將成海域。更還及早因應。

其實，澳門特區政府還是有預見的，因而與內地有關部門合作，也就如何抗洪的問題。但遺憾議而不決，「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直到發生「天鴿風災」的慘痛教訓後，才痛定思痛，加快了內港防水閘建設議題的進度，並全面制定了維護城市安全的規劃。當然，這是留給下一任行政長官賀一領導的新一屆特區政府執行了。

因此。崔世安在其二零一九年政府工作總結報告第二部份「有序推進城市建設」中，第一節就是「建設安全城市，提升應變能力」。指出政府貫徹「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從廣大居民的切身利益出發，深入推進澳門的城市安全建設，確保國家安全和區域穩定。着力提升防災減災能力水平。已完成部門應急預案的修訂工作，持續完善應急指揮應用平台各個子系統的功能。全澳已設有十七個避險中心、四個集合點和緊急疏散停留點，應急保障機制進一步完善。為改善内港低蓬地區的水漫狀況，正開展「内港北雨水泵站箱涵渠建造工程」，現已完成在現有擋潮牆上加裝退水拍門；内港擋潮閘項目正有序開展，總體規劃的可行性研究已啟動環評第一階段公示。為保障供電供水安全，政府全力推進粵澳第三條輸電通道建設，目前已完成六成以上的電纜鋪設；對變電站進行優化，改善低漥地區供電設施；啟用珠海對澳門第四條原水管道；加快建造石排灣淨水廠；開展九澳水庫擴容工程。公佈並實施《澳門特別行政區防災減災十年規劃（2019-2028年）》，確定三十項約束性和期望性指標，以提高突發事件應急管理體系和综合應急能力，有效保障居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而在記者會上，崔世安也針對澳門特區抗禦「天鴿風災」，總結出三點經驗：一是中央人民政府對特區強而有力的支持，二是澳門整體居民合力抗災，三是整個政府能夠動員起來合力抗災，將災害帶來的傷害程度減至最低。

崔世安總結的三點經驗，是實事求是的。尤其是前兩點經驗，相信也已經成為全體「澳人」的共識。至於第三點經驗，在廣義上是對的，但仍有微枝細節的不到位情況。實際上，在整個特區政府本身來說，確實是有做到「動員起來合力抗災，將災害帶來的傷害程度減至最低」。但組成特區政府的細胞——公務員個體，表現就不夠積極。同樣是「天鴿風災」，鄰近的珠海、江門、中山等市的公務員，積極響應政府的動員號召，在「天鴿」尚未離境時就出動抗災，這是真正的「抗災」；而澳門公務員卻連災後的清理也不見身影，只是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出來參與清理倒樹，當然也有本職在身的民政總署、社工局、衛生局等機構的官員在進行相關工作之外，卻未見有官員參與，這就是一個缺失。

如果說，要求澳門公務員參與「抗災」，由於沒有受過專業訓練，平時也沒有類似內地公務員那樣嚴密的社會動員組織機制，因而是苛求的話，那麼，在「天鴿離境，風平浪靜，天晴無雨的情況下，幾乎全澳門的各類社團，都在解放軍駐澳部隊奉中央軍委命令出動救災，不顧酷暑異味清理垃圾的感召之下，各界社團、個人，無論是「海一居」的苦主，還是平時對特區政府意見多多的民意代表，都放下平時的矛盾心結，自動自覺地走上街頭，融入到義工的隊伍中去。許多平時對「上樓難」、「上流難」頗有意見的青年朋友，端飯送水，一連多趟蹬上二三十層樓，照顧行動不便的老人。一些曾經在颱風期間濫收車資的的士司機，義載有需要救助的居民或遊客。許多餐廳的東主，發放免費飯盒……。學生、外籍人士也自動加入救災的行列中，連政治反對派團體也融入這股洪流之中。澳門中聯辦和外交部駐澳特派員公署的官員也都出動了。而偏就是極少看到澳門特區政府的公務員，連緊接著的週六日休息日，都未見「與民同奉獻」。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的缺憾。

因此，特區政府即使是建立了《澳門特別行政區防災減災十年規劃（2019-2028年）》規定的各項維護城市安全設施的「硬件」，也應及更應建立公務員與民眾齊心合力抗災救災理念及機制的「軟件」，真正做到「整個政府能夠動員起來合力抗災，將災害帶來的傷害程度減至最低」。 這也應是下任行政長官賀一誠改革公共行政體制的內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