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消費卡發展「生意興旺」，受到市民大眾熱烈歡迎及「捧場」。據經濟局昨日表示，電子消費卡推行首五天有二百三十七萬筆交易，合共向市場注入二點九五億澳門元，經初步統計，不同行業均有受惠。按交易金額計算，以超市業交易最多，佔百分之二十二點三，其次是飲食業佔百分之二十一點四四，電器業佔百分之八點九。經濟局又指出，使用消費卡不存在其他額度限制，若單筆交易金額超過三百元的單日使用上限，由商戶決定超出部分的支付形式，包括現金、信用卡等。這分明是鼓勵持卡者充分發揮消費卡的杠杆撬動作用，以進一步提高消費卡的額外拉動率。
從經濟局公佈的數據看，在消費卡開始使用的頭五天，平均每名持卡者動用了卡內儲存的約四百九十元。以第一期計劃的三個月內，每人三千元，平均每月消費額一千元計算，持卡者的「提前消費額度」情況比較明顯，五天內就使用了半個月的額度。換一個方式計算，二百三十七萬筆交易，等於是平均每位持卡者使用將近四次，幾乎是一天一次。因而可以想見，消費卡的受歡迎程度。
由此可見，市民們確實是有困難，在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襲擊下，先是市民們響應政府號召，在家中實行防疫隔離，除了公務員及大企業的員工之外，不少人尤其是「按件計薪」者和自僱者，就處於沒有收入的狀態；後是各對外口岸「被封關」，各賭場沒有外來遊客，賭場周邊的各行各業也是生意冷清，收入大減，連平時收入豐厚的律師行業也「大喊救命」。因此，消費卡的推出及開始使用，可說是「雪中送碳」，使得市民購買所需的生活物品，這從相當比例消費額是光顧超市就可得知，也可讓經營者有生意可做，從而又保住了員工的就業。雖然額度不多，在平時可能會認為是「濕濕碎」，但在此時此刻，卻異常珍貴。而且，在消費卡消費的帶動下，市面上也逐漸恢復了生氣，有些店鋪門前還出現了「人龍」。這就為「抗疫常態化」的同時，恢復生產生活的「常態化」創造有利條件。
倘是連同其他領域，包括大中小學的復課，政府相關部門也建立起健康碼及核酸檢測制度，並爭取與珠海及香港互認，再加上澳門到昨日已經連續二十八日亦即相當於「兩個隔離期」沒有新增確診病例，更是在整個疫情期間沒有一宗本土社區病例，也沒有死亡個案，這就為澳門特區向中央請求在實施「防疫常態化」的前提下，以通關時進行核酸或健康碼檢測到條件，實現各口岸通關恢復常態，提供有力的條件及正當性。當然，按照國家衛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長周宇輝四月二十日所說的，面對當前複雜的防控形勢，要全面落實「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的總體防控策略，在常態化防控中盡快地推進生產和生活秩序的全面恢復。要指導邊境省份制定有針對性的防控方案，要做到「一市一策」。結合到澳門和珠海都是最安全的城市的情況，發揮實事求是的精神，無必要採取類似綏芬河和滿洲里等「重災區」那樣的嚴密防控措施。
其實，就在消費卡使用的頭幾天，賀一誠1團隊也曾悄無聲息地化解了一場可能會發生的的政治危機。實際上，在市民使用消費卡的過程中，發生了疑似有商家籍機抬價事件，有兩間超市更是成為「千夫所指」。其中一間超市立即採用公關手腕，及時調整，而平息了民怨。另一家可能是「船大難調頭」，也可能是「大而生恃」，公關手段欠佳，因而更是「火中澆油」，導致群情洶湧，甚至有人喊出「官商勾結」這句在賀一誠就職後已經銷聲匿跡的政治口號，並直接「點名」賀一誠，如果聽之任之，這種「有罪推定」的「輿論審判」就將會形成「固定形象」，成為賀一誠團隊與市民的「蜜月期」發生逆向變化的轉折點。
政府各相關部門尤其是消委會、經濟局、市政署以高度的政治敏感度應對此事件，進行調查，並擴及所有使用消費卡的商家。對某超市實行取消其「誠信商店」的處罰。倘是在平時，這個處理手法可能會發揮不了多少作用，實際上也有不少商家並沒有參與「誠信商店」的活動。但在疫情這個特殊的時空背景，其所能發揮的「懲處」影響力，就是很大的。當然，也及時地反制了所謂「官商勾結」的指責，使其未能像以前對待崔世安那樣，發揮「一句頂一萬句」的作用，「跳落黃河也洗不清」。
實際上，無論是從台灣地區的「太陽花學運」等大型群體活動，還是從香港特區的「占中」、「反修例」等非法活動，以至是本澳曾經發生過的一些「反離補」、「暨大一億」等大型抗爭活動來看，之所以能够在極短的時間內，動員組織到許多青少年群衆參與相關活動，發動者主要是透過「自媒體」和「新媒體」發放信息，幷透過「朋友圈」和群組等途徑，迅速傳開，而形成了强大的組織發動效力。而且，在平時的反對理論傳播中，各地的反對派都掌握了新的輿論模式，就是「先講先贏」，以「自媒體」和「新媒體」來迅速占領輿論高地，造成「先入爲主」的效應，讓政府百口莫辯。即使是顛倒黑白，混淆是非之言，只要「反對派」能够搶先「講一句」，政府「講一萬句」也無法抵銷其「威力」。
在內地也同樣發生這種情况，因此習近平主席極爲重視網絡安全，提出「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沒有信息化就沒有現代化」的重要論述，幷親自擔任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組長，推動以正能量言論來占領網絡陣地。
尤其是在疫情的時空背景下，一些反對派人士曾為宅在家中避疫而感到憋悶，後來又因為賀一誠團隊抗疫工作成績顯著，缺乏對特區政府實施攻擊的籍口及正當性，尤其是在疫情下，政府要求市民們「不聚集」，倘是要舉辦紀念「光輝五月」的機會遊行，可能會因為抵觸「不聚集」的指引而吃「違令罪」官司，因而在憋悶了一肚子的氣無處可出，有人只好在立法會表演「憤而退席」的一幕來「固票」、「箍票」。而有人在互聯網社交工具中「食過翻尋味」地再次提出曾經令前屆特區政府頗為被動的「官商勾結」罵詞，就既是要籍著某超市疑似抬價而發洩心中鬱氣，更是要對未來使用同樣手法打擊賀一誠團隊進行「試水溫」。
實際上，超市疑似抬價，與賀一誠何幹，竟然攻擊賀一誠與其「官商勾結?但善於使用自媒體等工具者，就具有這樣的「本領」。比如「暨大一億」事件，明眼人都不會因為崔世安同時兼任暨大校董會副董事長，及澳門基金會信託委員會主席，就可以「左袋轉右袋」。同樣，某超市的「暴利」，也不可能袋入賀一誠的錢包。還有所謂「十幅土地」事件發生時，譚偉文、李偉農等人尚未到市政廳服務。但相關人士偏就能以「先講先贏」，搶占輿論高地的手法，充分發揮了「一句頂一萬句」的作用。而今次賀一誠團隊由於以銳敏的政治敏感度，及主動出擊，及時「亮劍」，既制止了某些商家意圖籍著消費卡謀取暴利的行為，營造健康使用消費卡的社會環境氛圍，也化解了一場可能會發生的政治危機，而且還為特區政府在今後如何處理突發政治事件積累了經驗，可喜可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