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協掌門陳戌源被查，意味著中國足球反腐取得了新的成果，也意味著中國足協新一輪「推倒重建」，我們又一次宿命般地回到了「原點」。
　　不久前的卡達世界盃上，以日韓為代表的亞洲強隊幾度把世界豪強逼到牆角甚至斬落馬下的驚豔表現，令很多中國球迷既羡慕又痛心：為什麼同處東亞、同樣人種的日韓能行，中國足球卻總是搞不起來？
　　陳戌源事件在某種意義上做出了「回答」：中國足球是一個「病人」。
　　當一國足協之掌門、一國成年男子國足的主帥都沾染黑幕，嚴重違紀違法，中國足壇幕後染缸遍佈、疾病纏身的狀況可想而知。陳戌源的落馬固然是咎由自取，可是隨之而來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中國足球總是腐敗纏身？
　　中國足球迄今為止最成功的案例，就是1992年紅山口會議後，於1994年開啟職業聯賽，經過數年臥薪嚐膽，鍛造出一支公認史上最強、沖進世界盃的男子國足。其他多數時間裡，都少有起色，腐敗是揮之不去的暗影。腐敗的侵擾是中國足球改革始終推進不力，中國足球多年來頻跌低谷的根本原因。從李鐵現象可見一斑：「朋友圈足球」「江湖足球」，不斷侵蝕著足球發展空間、扭曲著足球生態，令足球逐步軟骨化、低能化。而「李鐵」不止一個。
　　腐敗問題並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始於2009年的也是迄今為止中國足壇最大一次規模的反賭掃黑風暴，將兩任足協「掌門」拉下馬，全面蕩滌了中國足球的污濁地帶，給中國足球爭取了數年相對理想的發展環境。受益於此，中國男足時隔十餘年重新打入世預賽亞洲12強賽。可是，為什麼還會出現新的甚至更為嚴重的腐敗問題？
　　腐敗不斷，除了個體因素外，體制機制不順是更重要的原因。在足球領域，政社不分、政企不分、官商一體，必然滋生腐敗因素，這已經為各國足球發展史所印證。
　　正是基於此，2015年8月17日，足球改革發展工作會議召開，《中國足球協會調整改革方案》出爐。方案提出，中國足協與國家體育總局脫鉤，適時撤銷足球運動管理中心，理順中國足協與國務院體育行政部門的關係，改革完善中國足協人事管理制度和財務資產管理制度等。自此，中國足球「去行政化」打開局面。
　　3年多前，陳戌源「千里迢迢」，從國企領導的位置來到足協，以職業俱樂部當家人的身份就任中國足球歷史上首任專職足協主席，這本是中國足協去行政化以來一個標誌性事件，備受期待。但結果令人失望，眾望所歸的「去行政化」為何看上去作用不大？
　　其實，陳戌源事件並不能說明去行政化的無意義，相反恰恰說明，去行政化在中國足協這個層面還不夠徹底。
　　以陳戌源力主推動的俱樂部中性化冠名為例，這一過程中，充滿了行政命令式的「一刀切」，引發的輿論批評至今未息。在其他中小俱樂部被迫將名稱改得面目全非的情況下，有過陳氏痕跡的「上海海港」這樣的擦邊球式名稱卻能通過審核。足協當然擁有自主權、拍板權，但不採取民主商議、科學決策的方式，而是擺出閉門造車的姿態，這是典型的「官式」管理。這種風氣，在不顧實際硬推「U23政策」等方面亦有體現。當行政化推進不徹底，俱樂部話語權不足，既容易打擊投資者積極性——眾多球隊解散或退出即為明證，也極易導致暗箱、勾兌、粘連行為，危害公共利益。
　　反觀近鄰日韓，更可洞察我們的不足。比我國早一年開啟職業聯賽的日本，施行嚴格的管辦分離，負責管理職業聯賽的職業聯盟與足協職責分工、相互協作；韓國也由足球聯盟管理韓國職業聯賽，獨立運行，與足協分離。日韓的成功經驗表明，市場化、社會化、職業化程度很高的足球，容不得行政化的束縛。
　　治亂和規範是長期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司法力量介入是治亂的保障。很多時候之所以亂象不止、亂上加亂，就因為，當某些問題已經涉法時，足協還在採取內部「類行政」、保護式處理的手段，當然蒼白無力。
　　總之，我們唯有堅定去行政化、管辦徹底分離的信念，扎扎實實地推進，方能將腐敗因素和腐敗勢力遏制到極致，使之失去遊弋空間；方能理順體制機制，令聯賽等管理事務走上正軌。這是中國足球走出泥沼，迎來曙光的必然之路。

（伍里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