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澳門電台報道,治安警察局在回覆傳媒查詢時稱,較早前曾收到一宗「五一」遊行預告,但發起人已確認取消有關活動。截至現時,暫未有收到其他遊行集會預告。而一直組織維權行動並推動「五一」遊行的「新澳門博彩員工權益會」及「人民力量」,則向記者表示今年沒有計劃組織「五一」遊行。其中「新澳門博彩員工權益會」理事長周銹芳只簡單回覆「沒有」,至於原因為何則沒有提及。
「人民力量」秘書長林永銳在回覆查詢時表示,經團體內部商討後暫沒有「五一」遊行計劃。
在二零二零年爆發新冠肺炎疫情之前,「五一」遊行已經「習慣成自然」地成為「例行節目」。而且還出現了「合作分工」默契的現象,即是每年的三次遊行,其中「五一」遊行的主辦者以新興工會為主,其訴求較為多元,主要集中在民生議題上;「國慶」遊行則多是由建制外青年團體為主,其打出的訴求也多是以民生為主,偶有政治議題;「回歸日」遊行則似是由「民主派」團體為主導,除了民生議題之外,也有契合其團體宗旨的「民主」議題亦即政治議題。
在疫情期間,多個遊行、集會以人群聚集將會引發病毒交叉感染、無法確保防疫要求等的理由被叫停,衛生局警告違反者可能觸犯「違令罪」。二零二一年,有外僱團體計劃發動「五一」遊行,在提出預告後,除了是「無法確保防疫要求」的理由之外,警方也以遊行是「本地人的權利而外僱沒有」的理由予以拒絕。
如今疫情基本上接受,本澳社會邁向復常,亦即團體組織不被批准舉辦「五一」遊行的防疫理由已經消除。但卻沒有團體計劃進行「五一」遊行。這既有可能是維護國家安全的系列法律體系,尤其是仍在進行中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展」在發揮震懾作用,也可能是在中央關愛及支持下,澳門特區政府注意協調及平衡各階層之間的利益,居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團體舉行「五一」遊行缺乏正當性及號召力,如果只得「小貓三四隻」參與,反而自暴其「虛」,因而獻醜不如藏拙。
「五一」是國際勞動節,因而以往新興工會團體組織的「五一」遊行,就多是打出「維護工人權益」的旗號。在回歸初期的幾次「五一」遊行,還引發了規模性的騷亂,並有參與遊行者侮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其中一次「五一」遊行還因為失控而導致便衣警員向天鳴槍制止。
此後,特區政府較為關注勞動者的權益,並對新興工會團體施以適當的安撫措施,因而歷年的「五一」遊行不再發生激烈的抗爭行為,但「五一」遊行還是照搞,並成為「例行招牌」。
其實,勞動者的利益固然是必須受到保障,但絕對不能將勞資關係視為「敵對關係」。實際上,既然「一國兩制」方針和《澳門基本法》確立澳門實行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習近平主席還提出「一國兩制」是好制度,沒有任何理由改變,必須長期堅持,因而澳門特區仍應以資本主義制度為主導,不要把資本家的合法合理營商活動都當成「原罪」。因為資本主義的重要特徵,就是私有財產制,而私有財產制又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因而保持澳門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就是要保留財產私人所有制五十年不變,並創造良好的投資形象和營商環境,不能以「反商、仇富」的偏執心理,破壞澳門特區的投資環境及形象。何況,在各種內外因素的交叉發酵發展下,資本主義制度也在與時俱進,因而有「馬克思、恩格斯倘仍健在,將會根據現在的實際情況撰寫、編輯《資本論2.0版》」之說。
因而勞工團體也宜面直社會轉型,拋棄對過去「工人階級領導一切」時期的迷戀,放下「鬥」意,不要一開聲就是「官商勾結」、「利益輸送」,在損害自己也有份參與的「澳人治澳」事業的聲譽的同時,也在感情上得罪了全體工商界,造成勞資雙方的尖銳對立,不利於社會和諧穩定及「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何況,勞資雙方都是「愛國者」,其代表人物都參與「愛國者治澳」,因而即使是有矛盾,也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必須以協調的方式不是「鬥爭」的方式解決,在特區政府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的主導下,構建「勞資雙方命運共同體」,在保持資本主義制度與維護勞動者權益之間取得平衡,以達成善政良治。
習近平主席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二十週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向澳門特區全體「澳人」提出四點希望,其第四點是堅持包容共濟,進一步促進社會和諧穩定。要堅持和弘揚愛國愛澳核心價值,廣泛凝聚共建澳門的社會共識。要加強社團建設,充分發揮眾多愛國愛澳社團在政府和市民之間的溝通橋樑作用。要保持澳門社會講團結、重協商的傳統,有事多商量,做事多協調,妥善處理社會矛盾,共同維護社會祥和。要發揮澳門中西文化薈萃的優勢,助力國際人文交流,促進世界文明互鑑。
一百七十三年前,馬克思、恩格斯為世界上第一個共產黨——共產主義者同盟起草了綱領文獻——《共產黨宣言》。其結尾發出了充滿國際主義激情的最強音:「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但近年「新馬克思主義」興起,認為這個譯詞不能適應當今的情況。因為在當今世界新科技革命、新產業革命、新生產力革命迅猛發展的推動下,社會經濟結構和階級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傳統意義上的「無產者」越來越少,依然是勞動者的小有產者尤其是中產階層越來越多。就是在我們澳門特區,受薪階層大多也不是「一無所有」的「無產者」,他們即使不佔有生產資料,也擁有生活資料如樓房、汽車等。因此,用「勞動者」來取代「無產者」,其外延更廣、包容量更大,這樣能夠團結、聯合更眾多的勞動群眾。同時,這種取代並不背離《共產黨宣言》原意。因為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無產者」與「勞動者」基本上是同義語,時常同用、混用。實際上,陳望道翻譯的第一本中文版《共產黨宣言》,就是使用了「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
而形勢發展到了今日,勞動者不但有「藍領」,更有「白領」,以至是專業人士,甚至有自僱者。尤其是在澳門沒有自然資源,製造業己經北遷,曾經興旺一時的傳統產業紛紛萎縮,從而導致產業結構轉型,以第三產業為主,即使是仍有的「藍領」工序尤其是厭惡性的工種,已經轉移給外地僱員承擔,本地居民的「白領」僱員比例,早就超越了「藍領」。這些,也是勞動者,也是受薪者,因而應當成為澳門傳統和新興工會團體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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