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搶人大戰」要換對象了

  最近因為老爸看病,爸媽罕見地來杭州住了好一陣。每天吃過晚飯,我都會陪他們在社區裡或周邊逛逛,這使我得以仔細觀察身邊的環境,並第一次發現,在我們這片以年輕人紮堆著稱的區域裡,居然生活著那麼多老年人。
  他們中,有跳廣場舞的、有帶娃的、有遛狗的、有聊天打牌的……起初我還沒覺得什麼,直到那天和老媽聊起今年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上調3.8%這事,兩人的態度竟截然相反——老媽嫌養老金漲幅一年比一年低,而我卻覺得這個幅度已經很高了,超過許多年輕人的工資漲幅,這時我才突然意識到:老年人或許才是城市未來核心競爭力的體現。
  為什麼老年人越多,代表城市越有競爭力
  可能有人會問:你說老年人是城市核心競爭力的體現,那很多北方城市、內地農村,年輕人都跑光了,就剩下老年人,這些地方有競爭力嗎?
  這裡要說明一下,我說的城市競爭力,主要體現在老年人的數量上,而非比例上。農村即便百分百都是老年人,能有幾個?作為中國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城市(30.26%),撫順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56.32萬)即便再翻一番,也只有上海老年人總量(553.66萬人)的五分之一。
  解釋完這點,我們回頭來看,為什麼老年人越多,代表城市越有競爭力?
  過去,我們評價一座城市有沒有活力、前途和競爭力,主要看年輕人的數量多不多、吸引力強不強。但現在,一方面年輕人數量越來越少,生育率越來越低;另一方面,年輕人的財富創造能力也越來越弱,甚至出現了「全職兒女」的群體,把啃老包裝得清新又脫俗。
  這中間固然有代際之間對於「努力」認知的差異。比如老一輩的農民工,因為苦日子過久了,窮怕了,進城後只要能找到活,只要老闆給足工資不拖欠,那就豁出命地埋頭苦幹,別說996了,007都毫無怨言。以至於2009年美國《時代》週刊將「中國工人」評為年度人物亞軍,還登上了《時代》封面。
  相對來說,年輕一代因為成長的環境較為優渥,在吃苦耐勞方面確實不如老一輩。但這也未必是壞事。看看歐美的勞工階層,每天的上班時間遠低於國內,但並不影響經濟的成長和個人的收入。之所以現在年輕一代的創富能力弱於其父輩,關鍵還是時代大環境的急劇變化。
  中國有句老話,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一般認為,全球經濟每隔30年為一個大的週期迴圈。像我們父母(50、60後),前半輩子缺衣少食,過得都很辛苦,但伴隨入世後國家經濟的起飛,到老了總算苦盡甘來,晚年生活越來越幸福。
  相反,80、90後一代,小時候物質條件已較為豐富,學業壓力也還沒現在那麼卷,長大了卻先是面臨「就業難」,人近中年又可能遭遇失業危機,老了還要擔心會不會延遲退休,退休了養老金能否足額發放,就算足額發了但夠不夠花等一連串問題。
  所以那天,聽到老媽抱怨養老金漲幅逐年減少——從2006年的23.7%,到2008年以後很長一段時間內的年均10%,再到2016年起6.5%、5.5%、5%、4.5%、4%的一路遞減,直至今年的3.8%,我忍不住回懟了一句:你就知足吧,知道現在16~24歲青年的失業率都突破20%了嗎?對你們來說,養老金是多和少的問題,等我們退休時,可能就是有和無的問題了。
  更重要的是,不同于年輕人的財富大部分鎖定在房子上,且背負著數額巨大的房貸,老年人一輩子下來,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積蓄。有錢又有閑的他們,如今已成為旅遊消費市場的絕對主力,到哪都能看見成群結隊的夕陽紅旅行團。
  像我爸,疫情之前幾乎每個月都出去旅遊一趟。這些年下來,除了我國臺灣和西藏,其他地方他幾乎都跑遍了,國外也去了不少地方,足跡範圍遠超於我。
  這樣的「富有人群」,難道不該成為城市爭奪的對象嗎?
  年輕人基本都被「搶光」了
  其實,老年人對城市競爭力的影響,並不僅僅局限在消費力,即所謂的「銀髮經濟」上。
  從城市化的邏輯來說,過去,城市化率的提高靠的主要是農村人口,特別是年輕人口的持續湧入。在這股強大推力的作用下,中國的城市化率從2000年時的36.22%,以每年一個多點的速度大幅提升,到2022年末已經達到65.22%。
  目前,廣大農村及偏遠鄉鎮有條件的青年基本都進城了。就連當年的留守兒童差不多也長大成人,陸續進城了。一些地方一眼望去就只剩下老年人。受此影響,最近兩年中國的城市化速度出現了放緩跡象。2021年增幅已低於1%,2022年進一步下降至0.5%。
  但根據聯合國預測,到2030年,中國城市化率還將繼續上升至71%,對應城鎮人口為10.3億,比2020年增加約1.3億。那麼未來的城市化率將怎麼來提升呢?靠人口的自然增減。
  啥意思?簡單來說就是,在城市,新出生嬰兒無論其上一代來自農村,還是城市土著,幾乎百分百都會繼續留在城市,回農村的可能性不說完全沒有,但也是微乎其微。
  而另一邊,留在農村裡的老年人卻在不斷亡故。表面上看,兩邊的人口間並沒有發生相互流動關係,但這一增一減,城市化率卻已經提高了。
  只是這種數字層面的城市化提升意義並不大。特別是考慮到去年全國新出生人口只有80年代生育高峰期時的不到40%,而根據今年已有的孕婦建檔資料推算,2023年新出生人口甚至可能不足800萬,所以光靠日漸下降的自然增長率,顯然不足以支撐城市的競爭力,「搶人」工作還得繼續推進。
  問題是,經過過去五六年激烈的「搶人大戰」,現有的年輕人基本都被搶光了。而後面的新生世代,數量上則是一茬比一茬少,搶奪難度將越來越大。即便像杭州,又是給錢發補貼,又是落戶降門檻,好不容易吸引來一批優質人才,結果大廠們打個噴嚏,年輕人倒下一片,又不得不含淚走一波。
  相反,我這幾天接觸到的外地老年人,雖然來杭州的目的多是投靠子女,但因為代際觀念的差異,父母投靠子女後和子女同住的比例正在下降。更多時候,父母會選擇處理掉老家的房產,並掏出一輩子的積蓄,在子女家附近再買一套。這樣既可以有個照應,也互不打擾。
  資料顯示,伴隨大批「隨遷老人」的湧入,杭州這些年45~64歲中老年人的獨居數量快速上升。2010年時還只有131649戶,十年後的2020年就增至342225戶,增幅達到2.6倍。這個群體在獨居戶數中的比例,也從19.2%提升到了23.3%,接近四分之一。如果把那些老夫老妻一起來的都算上,這個群體的規模就更龐大了。
  他們帶來了住房、消費、護理等各方面的需求,有力地推動了杭州相關領域的產業經濟。他們和為他們服務的年輕人,一起構成了杭州新的城市競爭力。基於此,我認為,未來搶人大戰的重點,應該放在爭奪老年人上。
  老齡化時代將改變未來基建的方向
  當然,爭奪老年人的方式和爭奪年輕人還是有所不同的。年輕人更看重一個城市的工作機會、薪資待遇,而老年人考慮更多的則是當地的醫療水準、養老設施等。
  表面上看,老年人關心的多是些仰賴財政投入的東西。要想吸引老年人,政府就得多掏錢。其實不然。一方面,年輕人關心的很多東西,諸如子女教育等,同樣需要財政投入;另一方面,這些年很多成功的民間養老機構都是商業性質的,一些專業的老年病醫院也正在逐步社會化運營。
  所以,花錢多少並不是最關鍵的,真正需要改變的是基建投入的邏輯和方向。
  眾所周知,中國被稱為「基建狂魔」。只不過,過去國內的基建主要為了適應人口和經濟的快速增長,以及城市化的狂飆突進,屬於擴張性的。但隨著國內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的大體完成,繼續採取這種擴張性的模式會導致大量投資浪費。
  事實上,這些年國家大力推動「一帶一路」,其中一個目的就是為了向外輸出過剩產能。
  不僅如此,擴張性的基建投入,還帶來了諸如地方債務高企等副作用。特別是一些經濟基礎薄弱、人口密度較低的西部省份,比如貴州,2015年就在全國率先實現了縣縣通高速,高速公路密度甚至超過廣東、浙江等地,有沒有必要,我覺得需要打個問號。
  而伴隨中國進入老齡化時代,未來的基建重心必然將由向外擴張,轉為向內提升品質,包括新建更多的養老及醫療機構,健全社區功能,搭建社區看護體系等,以豐富老年人的業餘生活,以適應老齡人口增加的現實。這兩年開始流行的所謂「城市有機更新」,就是這種轉變的一個跡象。
  事實上,內向型基建同樣能夠消化不少的產能,比如大規模的老舊社區改造;同時也能創造出許多新的就業機會,像是專職看護、老人食堂、老年舞蹈隊、歌唱隊、旅行團的領隊、教師等。
  記得前些年,各地紛紛提出要打造「青年友好型社會」,但我覺得,未來可能更應該著眼于建設「老年友好型社會」。哪個城市在這方面做得好,就能吸引更多老年人,從而擁有更強的城市競爭力。
  (杜涅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