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李劫夫是中國著名作曲家，他創作了大量的毛澤東詩詞歌曲和毛澤東語錄歌曲，最為著名的就是曾風行壹時的《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
  「特殊年代」期間，他和妻子被關入「學習班」審查，「學習班」壹辦五年多，直到「四人幫」被打倒，還沒有「散班」的信息。
  1976年12月17日，李劫夫因心臟病發作，死於「學習班」中。
  李劫夫是誰？
  由於年代，也許，妳已不知道他是誰。
  但，妳應該聽過《我們走在大路上》這首歌，或許還知道《革命人永遠是年輕》那支歌；並且，幾乎可以肯定，妳在戴紅領巾的那陣，必然唱過「牛兒還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卻不知道哪兒去了……」而，這首被傳唱了大半個世紀、並至今不衰的哀婉動人的《歌唱二小放牛郎》，其作曲者，就是劫夫——李劫夫。
  至於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大批膾炙人口流唱甚廣的歌曲，如《我們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遠是年輕》、《壹代壹代往下傳》、《蝶戀花》、《沁園春·雪》、《哈瓦拉的孩子》等，也都是李劫夫的傑作。
  劫夫是壹個非常勤奮的音樂創作家。從他在抗日根據地開始創作歌曲時起，壹生中，他壹個人竟寫就兩千多首歌；其中，有相當部分，被人傳唱不衰。
  「特殊年代」中，劫夫的創作，更是進入壹個特別的時代：因那個時代的需要，他為毛澤東公開發表的所有詩詞，都譜了曲，讓毛澤東的詩詞，成了可歌可唱的流行作品；他還為那些散不成詞、律不成韻的《毛澤東語錄》，寫下了大量的所謂「語錄歌」，並被廣為傳唱。
  然而，自1972年初起，在其後長達十年的時間裏，中國的天空，不論是廣播電臺中，還是電視裏，卻突然再也聽不到劫夫所作的那些歌曲了。
  什麼原故？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出來說明。
  流傳的只有小道消息：與林彪的事有關。
  紅色音樂家
  李劫夫本名李雲龍，吉林省農安縣人，讀了幾年縣立師範。繪畫與音樂，原本都不過是他的熱愛，卻並非科班所造。1935年因參加過抗日活動被迫逃亡到青島時，開始了以繪畫與音樂為手段的謀生生涯，「劫夫」壹名，則自此起。
  1937年5月，24歲之際，他到了延安，參加了八路軍西北戰地文藝服務團。
  1938年9月，加入中共。同年，由丁玲主編的《戰地歌聲》壹書，由武漢生活書店出版，書中收錄了29首歌，其中13首，為劫夫所作。
  到「特殊年代」前，劫夫擔任了沈陽音樂學院院長。
  1966年3月，河北邢臺大地震，劫夫奉命前往參加救災活動。其時，遇到了周恩來總理。周總理對劫夫說：「劫夫，我最佩服妳的『大路上』（《我們走在大路上》），妳的四段詞我都會唱。」說罷，周總理還真唱了幾句。
  受此鼓舞，劫夫在災區創作了後來風行壹時的《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
  無疑，共產黨員李劫夫的音樂創作，非常政治化，而且可以說，基本就是為政治服務。
  如何看待劫夫寫的那些歌，自然可以仁者智者，各持己見。
  但是，劫夫的確是誠心誠意地以藝術的規律去為政治服務，以音樂的美感來傳導時代的旋律，而並不是生硬地將政治塞進歌曲。所以，他創作的歌曲，甚至連那些《語錄歌》，都能讓人傳唱，流行多年。
  這是壹個已經時間長期打磨了的事實。
  劫夫壹生中，擔任的最後壹個官職，是沈陽音樂學院革命委員會主任（1968年8月）。
  他的蓋棺政治結論，遼寧省委在1979年11月對他下達的決定，則是：「犯有嚴重政治錯誤。」而他最後擬創作的壹首歌、並親筆寫下了的歌題，竟是《緊跟林主席向前進》！
  上述這三件事，從劫夫壹生的經歷中看，其實都不是他要追求的東西。對當官，他的確歷來無什麼興趣；對政治，他也從來沒有過真正的認識；他想做的，只是專心於音樂創作。頂多，只想用音樂，來為黨的事業服務。
  然而，鬼使神差，陰差陽錯，劫夫卻偏偏被那政治黑洞給吸了進去，且英華之年，便斷了他的創作，也斷了他的生命。
  打倒「四人幫」後兩個月的壹天，即1976年12月17日，李劫夫因心臟病發作，猝逝於「學習班」中，終年63歲。
  得到「中央『特殊年代』」力保
  李劫夫的「政治錯誤」，帽子很大，其罪名是「投靠林彪反革命集團」。
  壹個音樂人，壹個作曲家，怎麼會陷到那個嚇人的反革命集團中去呢？
  用壹句政治術語說，是「事出有因」，但絕對「查無實據」。
  「特殊年代」壹開始，劫夫其實就很害怕。因為，他是個音樂天才，在音樂方面，能無師自通，但對其他方面，則常顯幼稚。尤其是，他的確不懂政治，不知道政治遊戲中的潛規則，而從延安時期起，偏偏又看到過很多個人政治的悲劇。因此，對政治運動，他常常害怕，害怕會整到自己頭上來。
  1957年反右派運動時，李劫夫就已名列省文化局右派「候選」的黑名單中。他害怕得精神有些失常，對家人，對老朋友說：「我完蛋了，就等著抓我的右派了！」幸虧，當時的省委宣傳部長是劫夫在抗日戰爭時的老上級，非常了解他，而負責抓右派的省委書記，平日也清楚劫夫的詩化性格，故不僅不抓他的右派，反而來勸他放心，不要著急。
  不過，1959年進行黨內「反右傾」，作為沈陽音樂學院院長的劫夫，卻沒能逃脫。因為，他那業務第壹、政治第二的作風，幾乎眾所周知。因此，沈陽市委給他定了壹個「犯有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結論，不過，還算幸運，沒戴正式的右傾帽子，只需作檢討。
  「特殊年代」開始後，像成千上萬的領導幹部壹樣，劫夫自然逃脫不了被音樂學院的紅衛兵批鬥、抄家的厄運。對此，劫夫只好逆來順受，等著挨批鬥，等著被抄家。
  事情到此，劫夫與絕大多數其他領導幹部壹樣，若熬過了此關，以後「特殊年代」的日子，無非就是檢討檢討所謂「走資派」之類的錯誤，然後，便能隨「眾神歸位」，可重新回到音樂學院院長之類的地位。
  然而，此時卻發生了壹件「好事」。
  沈陽音樂學院的紅衛兵，分為兩派：壹派為「紅色造反團（紅造團）」，是要打倒李劫夫的；另壹派叫「井岡山」，卻是想保劫夫的。
  「紅造團」是激進造反派，勢力不小，而「井岡山」雖是擁軍派（擁護軍區），但估計力量鬥不過「紅造團」。於是，他們為了不讓「紅造團」劫走李劫夫院長，1967年1月15日，便派專人將劫夫送到北京，藏了起來，同時，向「中央『特殊年代』」與周恩來總理送信反映。
  結果，1月31日，「中央『特殊年代』」的戚本禹真的派他的秘書劉漢，來李劫夫的住處了解情況，並將李劫夫轉移安排住到了北京航空學院。因當時，北航已由「北航紅旗」造反派紅衛兵掌了權，沒有「中央『特殊年代』」的話，誰也不可能從北航將劫夫弄走的。
  2月9日下午，戚本禹出面接見了劫夫與沈陽音樂學院各派紅衛兵代表，並公開表示，「中央『特殊年代』」江青、康生與他戚本禹，都是同意「保」劫夫的，因為，他們認為，劫夫所作的歌曲《我們走在大路上》等，他們都熟悉，也都認為是符合革命文藝路線的。
  這壹來，劫夫總算脫了難，安然無恙回沈陽了。
  當然，這次保劫夫，雖是戚本禹出的面，打了「中央『特殊年代』」的旗號，但實際是當時的中央高層都知道的事，而並非只「中央『特殊年代』」的人同意。中共「九大」後進入了中央政治局的沈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對此事作過證：「這件事中央是清楚的。」所以，當戚本禹不久後倒臺時，劫夫並沒有因這壹接見而受到整肅。
  不過，因受到中央要人的保護，李劫夫便對去北京有了好感。因此，當他於3月8日回沈陽後，僅過壹個多月，在沈陽發生了武鬥，又據軍區情報，知道有壹派造反派仍想抓他去批鬥之時，他便以要為《人民日報》寫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周年的文章為由，在沈陽軍區安排下，於4月份，又到了北京，住到了《人民日報》招待所。
  以後壹年多中，京沈間，來來往往，劫夫大多數時間留在了北京。
  在京期間，壹是受到「中央『特殊年代』」領導人的重視，劫夫零星非正式地參與了「中央『特殊年代』」文藝組的壹些活動，而重點則是為壹段段的《毛主席語錄》，作歌譜曲，同時寫下了那首當時全國億萬人都會唱、至今在每個卡拉OK歌廳也都會有的《祝福毛主席萬壽無疆》。這樣，原本是從外省逃亡來京的李劫夫，反而在北京過起了充實而有滋有味的日子，甚至，還被邀出席了當年中央舉行的「八壹」宴會。
  與黃永勝的往來
  在北京的第二件事，便是加強了他與黃永勝壹家的往來。
  這是導致李劫夫陷入萬劫不復的人生黑洞的開端。
  李劫夫1943年在八路軍晉察冀軍區第三軍分區時，任三分區下屬的文藝機構「沖鋒劇社」的副社長，當時，三分區司令員是黃永勝。因此，從那時起，李劫夫與黃永勝便有了壹種部屬關系。
  1962年，李劫夫去廣州開會，遇到了時任廣州軍區司令員的黃永勝。當黃永勝的夫人項輝芳得知劫夫是沈陽音樂學院的院長時，便讓劫夫將黃永勝的三兒子黃春躍，招到沈陽音樂學院去學音樂。結果，12歲的黃春躍到「沈音」後，劫夫讓他住到了自己家中，以從生活上能照顧這個小孩子。後來，項輝芳還讓黃春躍做了李劫夫的幹兒子。
  黃春躍在劫夫家中住了壹年時間，就搬到學校宿舍去了。只是星期日，則或是到劫夫家，或是讓沈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派人接去他家度周末。
  「特殊年代」開始後，黃春躍離開了學校，當兵去了廣州部隊海上文化工作隊。
  有了這層關系，劫夫1967年在北京期間，便同當時也常住北京的黃永勝壹家，有了較多的往來。劫夫的夫人張洛與黃永勝夫人項輝芳的往來，則更是越來越密切，二人甚至以姐妹相稱。
  1968年3月後，黃永勝正式調往北京，任總參謀長。
  由於兩家的這層關系，特別是張洛與項輝芳的親密往來，使劫夫不僅得知了高層很多人對江青的不滿，更扯出了壹件為林立衡（林豆豆）找對象、接著又受到林彪接見的事情，使劫夫在後人眼中的「林彪集團要犯」色彩，愈加濃重。「做媒」之事是項輝芳惹來的。
  為林豆豆做媒，受到林彪「接見」
  1968年初的壹天，項輝芳告知張洛，葉群委托她幫林豆豆找壹個非幹部子弟做對象；可她項輝芳周圍哪來合條件的工農子弟？因此，問張洛能否在文藝界找找，因張在沈陽文聯工作。張洛還真在文聯給找了壹個小夥子，經帶給項輝芳與葉群先後「目測」合格後，葉群便讓項、張帶給林彪看。可是，怎麼讓林彪看呀？葉群便安排了壹個由林彪接見革命音樂家李劫夫的政治活動，讓那小夥子冒充劫夫的隨行人員，壹道參加接見。
  這是劫夫惟壹的壹次受到林彪接見。
  接見中，葉群將劫夫介紹給林彪，為劫夫吹了壹頓，說他是八路軍出來的音樂家，成就如何如何，煞有介事。而林彪自然也例行說了幾句鼓勵的話，表揚了寫語錄歌的方式。接見後，林彪還送了劫夫及其家人幾樣小禮物：兩本《毛主席語錄》，兩套毛澤東像章，壹些治心臟病的藥等。
  雖說事由「做媒」起，但當時受到「林副統帥」接見，畢竟是大事。回家後，夫婦兩人連忙給林彪寫了壹封感謝信，表示要「永遠忠於毛主席，永遠忠於林副主席」等等。
  這封信，日後便以向林彪表忠心的「效忠信」名目，成為劫夫的壹樁罪行。
  「緊跟林主席向前進」
  除此以外，劫夫還有兩個「投靠林彪集團」的問題。
  其壹，是1970年的壹天，張洛在林彪的另壹位愛將李作鵬家裏，偶然看到了林彪寫的那首《重上井岡山》，當時是寫在條幅上的。張洛便將它抄下，回沈陽時，帶給了劫夫。
  為毛澤東詩詞譜曲譜上癮了的作曲家，情不自禁地主動為林彪的這首《重上井岡山》譜了曲。後來，6月底劫夫因病去北京301醫院治病時，黃永勝與吳法憲、葉群便特地又接見了他壹回，並請吃了壹餐飯。其間，劫夫便向黃、吳、葉展示了他為林彪詩詞所譜之曲，並當場演唱了壹番。黃、吳、葉聽後，都很滿意，說曲子「很雄壯」。也不知是客套，還是真心。反正這事，劫夫的罪已鑄成。
  其二，1971年9月下旬的壹天，劫夫從偷聽到的外蒙古電臺所播的信息中得知，中國有壹架飛機飛到外蒙古時墜毀了，但飛機上有許多文件，是中國內部出了事，毛澤東病危了。而到「十·壹」國慶那天，劫夫又看到北京沒有像往年那樣舉行慶祝，便愈來愈猜想高層出了事，但見報上報道了周恩來總理依然如舊，他便胡猜可能是毛澤東病重，已由林彪戰勝了江青文人集團而接了班。
  於是，他便又來了創作歌曲的癮，想提前操作壹首慶祝林彪接班的歌，因而，在壹張紙上寫出了《緊跟林主席向前進》的歌曲題目，其他歌詞尚未想好而正在思考時，他的夫人張洛進來看見了，問他寫什麼，劫夫就告訴她：主席病危，林彪就要接班了，現在寫壹首歌，壹旦正式接了班就拿出去。
  張洛卻說：妳現在寫這個幹什麼？趕快別寫了。
  劫夫壹聽，也就停止了寫作，並將那寫了歌題的紙給燒了。
  按理說，這兩口子之間的事兒，無影無蹤，怎麼日後卻能被弄成了罪證呢？
  所謂「學習班」
  據張洛後來回憶說：她被關進「學習班」後，1972年春節左右的壹天晚上，吃過飯後，她突然覺得腦袋裏轟的壹下，隨後，她便感到自己的頭蓋骨變得像木頭壹樣了。她便問「學習班」的人，是不是給她吃了什麼藥？反正，自那以後，她就控制不住了，什麼都講。後來，出「班」時，她收拾東西時發現，抽屜裏有她寫的莫名其妙的東西，如交待她與基辛格的關系等等。
  張洛懷疑的事，應該是不會發生的。無疑，是她自己產生了幻境。
  凡經歷過「特殊年代」中那種所謂「學習班」的人，都能明白「學習班」的厲害，「學習班」雖然不是正式監獄，但其精神摧殘力度，卻大大強過正式監獄。
  為什麼？
  妳想想，不讓妳好好睡覺，壹批又壹批的專案人員對妳搞「車輪戰」，連番來上陣對付妳；還有精神戰，拿妳親人的前途，威脅恐嚇妳，沒日沒夜。不怕妳是個多麼堅強的人，也能將妳的神經折磨成病態。在那種情況下，除非是曾受過特別訓練的人，是沒有壹個人能將心中的秘密長期守住的，都會壹壹吐出來的——只要辦「班」的專案人員認為需要。
  因此，劫夫兩口子之間的壹些話，也能被掏出來，並不奇怪。
  只是，劫夫兩口子當時不知道，在劫夫的所有問題中，這為可能上臺的林彪所寫的《緊跟林主席向前進》歌壹事（盡管只有壹個題目），也許是導致他們長期受審、並永無政治上翻身之日的關鍵。
  因為，當1971年10月20日，上面決定將劫夫作為林彪集團的人而進行隔離審查時，也許僅僅還只是因他與黃永勝等有往來。而這種有各種工作與生活上原因的往來，只要查清了，問題也就還有消除或減輕之日。因為，畢竟劫夫並沒有參與林彪集團的什麼政事，而與黃永勝等有壹般工作與生活往來的人，也不是僅他劫夫壹人。但是，將劫夫審查後，卻發現，在1971年9月與10月間，劫夫竟寫出了準備迎接林彪上臺的《緊跟林主席向前進》壹歌題目，這，卻是全國全軍獨壹無二！
  妳劫夫說妳沒有投靠林彪的意圖，可是人家亮出這歌的題目，妳還能說清楚？誰還能為妳劫夫說話辯解？
  當然，如果真正按實事求是的原則看，從全面的邏輯上講，分析壹下劫夫作為音樂家作曲家的歷史與性格，也就會知道，即便他寫了這個什麼《緊跟林主席向前進》的歌，也不應將他視為林彪集團的人。壹則，以當時他的地位，他的能量，入那集團，顯然還不夠格，並且，也的確沒有他劫夫參與了林彪集團活動的證據；其二，他原本就是個喜歡為黨的事業、為黨的領袖寫歌的文化人，並非只為林彪而寫。況且，當時，林彪還是進了黨章的名正言順的領袖接班人，在情況不明之時，為他寫了歌，也不是什麼投靠。
  若真正按實事求是的精神辦，劫夫的這些問題，都不應算什麼的。
  然而，在當時的情況下，是不可能有另類處理的。
  歌曲解禁，結論照舊
  劫夫兩口子是1971年10月20日，從錦州押到沈陽，正式被解放軍戰士予以分別逮走的，爾後，被關進了地處沈陽的「學習班」，進行審查。
  專案「學習班」壹辦五年多，直到「四人幫」都被打倒的1976年12月了，還沒有「散班」的信息。
  終於，老天來喚他了。1976年12月17日，中午12時多壹點，因心臟病發作，李劫夫不幸猝逝於「學習班」中。
  1979年，遼寧省委的「紀委」於11月20日作出決定：「李劫夫積極投靠林彪反革命陰謀集團，問題性質是嚴重的，但考慮其全部歷史與全部工作，定為嚴重政治錯誤，並因其已死，對其處分不再提起。」這是官方對李劫夫問題的最後正式結論。
  不過對這結論，不服者眾，認為有「『特殊年代』左風」余味。
  1981年7月，在「第四屆長春音樂會」上，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呂驥路見不平，公開說話了。他說：「劫夫同誌寫的那些好歌可以唱，今後應該繼續唱。他生前的後期有過錯誤，但他寫了不少好歌，有的可以說是我們音樂創作中的珍品。」7月24日，《遼寧日報》在頭版顯著位置上刊登了呂驥的這番話。
  從此，被封禁了十年的劫夫的歌，又可以唱了。《我們走在大路上》等歌曲，又開始響徹於歌廳，進入到錄音歌帶、歌碟之中，重新走進了千家萬戶的老百姓家裏。
  1997年慶祝香港回歸的音樂大會上，數萬名群眾壹道又齊聲高歌《我們走在大路上》。
  1999年國慶節，天安門廣場進行的盛大閱兵式上，展示1960年代成果的方隊經過廣場時，伴隨著前進步伐的，便是雄壯高昂的《我們走在大路上》樂曲。
  後記：1994年3月，當沈陽音樂學院的院長樓需要遷移時，劫夫的親屬提出：為壹直沒有落土的劫夫的骨灰，建壹個墓。然而，學院經請示後，省委意見卻是：可以將劫夫骨灰放到回龍崗革命公墓，但不修墓，不建碑，不舉行骨灰安放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