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黃希誼回國了。
  在那之前，黃希誼在美國、法國留學了10年，讀管理和藝術專業。
  回國後，她投身了重工業，成為「賣機器的小女孩」，後來在網上發帖分享了自己接手家中鈑金機械製造廠的經歷。
  最初，黃希誼對機械設備十分懵懂。
  2019年，回到佛山，她開始吃住在車間，並獨立進行訂單談判，在父輩過往打拼的基礎上，孵化獨立的物聯網科技公司。
  然而，讓工業軟體賦能數控機床，燒掉了家裏很多錢，同時，市場成熟有所回報的時刻還未到來，壓力如影隨形，黃希誼感到「孤獨無助，還焦慮、變凶了」。
  每每回想起回國的那一天，她就感歎道：「（我）覺得機場那條路是我走過最長的路。」
  很快，「海歸大小姐真的回國接廠了」的詞條登上熱搜。
  有著相似窘態和痛點的年輕一代渴望被看見，一同在接班路上「抱團取暖」。2023年1月6日，黃希誼乾脆建起了第一個「廠二代群聊」，而後發起的接班互助社群「廠二代GOGOGO」目前已有超過3300人。
  新年伊始，廠二代們的小飯局在各個城市如火如荼。
  「聽到最多的，就是大家回家接班前在各家大廠的快樂工作。」社群秘書長王意說：「比如，在四大、投行，在阿裏、位元組，周圍的大部分朋友在接班前都會先做好一顆螺絲釘。」
  面對經濟波動、家庭責任，眾多廠二代回到家中。「但並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從職員平均年齡不到30歲、坐落在一線城市市中心的公司，一下子回到職員平均年齡40多歲、坐落在郊區村裏的工廠，從狼人殺到數茶葉，從奶茶、雞尾酒到茅臺、五糧液，實業的日常並沒有那麼舒適、靚麗……」
  這是廠二代們普遍要應對的個人生涯發展抉擇，但在更宏大的敘事下，中國製造業轉型升級又迫在眉睫。
  全國工商聯下屬的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的報告顯示，在中國超1億家民營企業（含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中，80%以上為家族企業，約29%的家族企業又集中在傳統製造業。
  一代逐漸到達退休之齡，從2017年至2022年，約3/4的家族企業面臨交接班，這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波代際傳承浪潮。
  父輩老了，但他們篳路藍縷打拼創立的工廠不能變老。眾多中小民營企業，像毛細血管在各自的領域默默搏動，築成「中國製造」的基石，中國經濟最大的韌性就蘊於其中。
  回廠接班的「大小姐」們正在以生生不息的行動與勇氣，擔起使命。她們每一個微小的轉變，都在推動時代的巨變，企業發展和交接的過程，正是中國製造業守成轉型穿越週期的縮影。
  「胡歌演的『寶總』收下了80萬件三羊牌T恤衫，就是當年我爺爺和我爸爸他們做的工作。」
  劉欣桐，東莞市大朗鎮一家針織服裝廠的行銷和報價經理，2024年開年熱播王家衛導演的影視劇《繁花》，讓她回想起了長輩們的發家史。
  她出生在遼寧，爺爺和父母原本都在鞍山鋼鐵廠端著「鐵飯碗」。1987年，爺爺和爸爸開始「帶著二三十萬現金，拿著手提箱和背包」南下廣州、香港，搜羅當時的時髦裝束。
  「當時看周潤發、劉德華他們拍電影時穿的款式，牛仔褲搭配小皮衣，我們就全部批發拿回北方賣。」正如那年春晚費翔演唱的《冬天裏的一把火》一般熱烈，東北經濟正當繁榮，人們對未來充滿希望，消費力可觀，服裝供不應求。
  1988年，民營部門的用工人數，歷史上第一次超過國有企業人數。他們踩中了那個年代「網紅經濟」的風口。
  1990年代，一條明星同款破洞牛仔褲拿貨價30元左右，最高可以賣到300元，借助敢拼敢闖的魄力和資訊差，從街邊的小攤位做到在批發市場有自己的檔口，劉欣桐的爺爺和爸爸積累起了經銷人脈。
  2000年，他們下決心變賣北方所有的產業，來到廣州落腳在火車站附近，直接聯繫工廠生產，做了自己的品牌和店鋪，每個款式拿貨上萬件，以大批發商的身份把服裝分銷給各個城市的代理商，年銷量很快超過了100萬件。
  出於降低成本的考慮，2003年，父母在東莞市大朗鎮建起了工廠。
  為什麼自己建廠？劉欣桐對南風窗記者舉例解釋道，一件衣服，工廠報價為50元，但如果自己生產，只需要35元左右。
  2002年至2011年，中國擴大開放，疊加沿海地區優勢，令眾多家族企業實現了跨越式發展。比如，從廠家到零售終端，一件衣服即使溢價4至8倍出售，依舊大有市場；再比如，2009年，工廠鼎盛之時，不足200名工人的廠子就能創造高達1億元的營業額。
  「服裝這個行業其實是比較低門檻的。」劉欣桐告訴南風窗，後來越來越多人入局瓜分市場，行業掀起價格戰。
  2010年，淘寶網註冊用戶達到3.7億，以淘寶商城為代表的B2C業務交易額在2010年翻了4倍。電商衝擊之下資訊愈發透明，國內批發生意再沒有之前那麼容易。「當時可以感受到，國內訂單數量是在連年遞減的。」2014年，劉欣桐本科畢業，父母在競爭壓力之下開始進軍外貿，並試水中高端品牌線的代工生產。
  「是否回廠，是貫穿我成長的一個永恆的話題。」劉欣桐說。
  劉欣桐本科讀會計，研究生選擇去英國讀金融，自小父母就潛移默化想將她培養為工廠的接班人，但渴望著光鮮白領生活的她一直不為所動。
  研究生畢業後，她留在英國一家跨國電力公司做財務，年薪為2.5萬英鎊（約合人民幣24萬元），但工作節奏緩慢，沒有成就感。相反，家裏前衛、進取的作風留下的烙印開始從她心底浮現：「當自己真正出去工作後，就會想做一些能夠證明自己的事情。」
  2016年8月，劉欣桐辭職回國進入自家工廠做外貿業務，隨外貿經理跟班學習。不料，這個外貿經理沒幾天就辭職了。
  當時，廠裏除了幾位設計助理，幾乎沒有和她同齡的人，一起工作的業務員不乏元老，溝通不暢，使得她面對客戶時常因誤解而露怯。
  在父母手底下工作，她還時常忘記親人和上下級之間的邊界，本著「你是我爸爸，我們有什麼不能說」的天真想法，插手自己不了解的事務，遭受批評，滿心委屈。
  為了扭轉局面，劉欣桐一面惡補服裝製造知識，勤跑展會，一面堅持維護客戶。「我們跟歐洲的時差冬天7小時、夏天6小時，客戶5點下班，我就每天都工作到（晚上）12點左右，當天複完所有郵件。」
  憑藉努力，最終，劉欣桐拿下了至今對整個工廠都很重要的兩個客戶，並且在近10年裏，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
  擁有業績後，劉欣桐重新思考了工廠相對「沉重」的運營日常：「工廠永遠不可能是個歲月靜好的地方，每天睜開眼，兩三百個人要去養活，場地、產線、設備、水電，每個月實實在在固定幾百萬的成本，人真的會老得很快。」
  與傳統製造業成本高、利潤低不同，外貿公司只做產品和客戶之間的連接，匹配訂單，賺取差價，於是，她決定做自己的外貿公司，脫離工廠獨立核算。
  因為技術壁壘很難突破，黃希誼告訴南風窗，工廠生產方面大都還由廠一代掌舵。
  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在經歷劇變，廠二代在時代紅利褪去後陸續接班，大部分都是以外貿、跨境電商等新興領域切入了公司的管理，還有一部分在試圖推行數位化改造。然而，這些轉型升級的管理辦法，往往在實際探索過程中伴隨著巨大的挫折。
  黃希誼也把自家工廠40多年來的輝煌概括成：「兩次抓住了時代的風口。」
  1981年，做工程師的爺爺退休創業，研製成功了中國第一臺通風管道機械轆骨機；
  上世紀90年代，爸爸作為留美博士歸來，把廠裏的機器產品銷往全世界；
  當接力棒傳到黃希誼手裏，她開發了可以用智能手機遠程控制機床的APP等，在工廠力推數位化轉型。
  「做工業軟體、物聯網，就是幫自家產品做數位化升級。」黃希誼告訴南風窗，但從研發、落地到推廣，每步都不輕鬆。
  首先，要不斷同外部研發團隊磨合，做好系統雛形，再跟自家工廠人員去協調試用，使用完成後再跟銷售和經銷商團隊推廣工業軟體到不同客戶那裏落地。
  而且，當前軟體屬於非標產品，需要針對性地為每個企業設計單獨的系統，還要根據市場情況不斷迭代，工程量很大。
  「非常困難」，黃希誼說，「因為我們的銷售大部分都是40歲左右，從銷售看得見摸得著的機器轉向銷售系統，他們對數字化其實是沒有認知的。而且面向的老闆也是40—60歲不等，老一輩的他們也不習慣使用，會覺得『我的數據上傳了都被看光光了那怎麼辦』。」
  她從大的智慧城市、智慧交通入門，最初有著想要賦能整個行業生態的藍圖，花費幾年慢慢進行研發推廣後才發現，「這個東西並不是很快就可以有成效的」。
  尤其是在剛剛過去的2023年，高極速的復蘇並未如期而至。在疫情等因素的衝擊下，中小型工廠遭遇大洗牌，「工廠倒閉，很多製造業產業鏈斷了，所以現在大家並不那麼在意要技術升級，大家只在意怎麼維持生存」。
  她分享了年中一次團隊請款會議上的爭吵：「人力每個月支出在16萬元左右，行政、物業等雜費每月8萬元，物聯網子公司無法覆蓋基礎運營成本，要靠工廠持續輸血。這時，希望母公司再撥款80萬元，絕不能拿客觀的大環境壓力來當擋箭牌，而是必須想清楚，給了這筆投資，會得到什麼？」
  她做了戰略調整，把重心回歸到自家工廠的系統上面，做到「垂直生根」—先做好自家機械設備的工業軟體配套和變革，並繼續培育市場，給予客戶一個軟體試用期，看他們的回饋。
  她依然有著對「數位化是走向未來的籌碼」的篤信。
  機會留給有準備的人，在等待市場成熟的過程中，她希望繼續做好研發和推廣，只有「我們比其他企業更早做，才能得到社會和同行的認可，其他企業才會跟隨我們學習」。
  這一年裏，黃希誼也更深地體會到人與人之間共振的價值：「廠二代群組也是我們的客戶群，以往，我們軟體銷售是去到工廠地推洽談，而現在，我用新型的方式集結了會使用我們家機器的年輕決策者，他們自然會傾向於使用我們家的軟體，不失為一種年輕人拓客的辦法。」
  幾乎所有廠二代都正在體會生存的寒意，2023年急劇變化的商業環境讓不少廠二代陷入焦慮，也催生了更多突圍的嘗試。
  張嘉恩從昆士蘭大學畢業後，回到東莞接手父母在1992年建起的一家服裝標籤工廠。她的名片，就是用織嘜標，一種最原始的服裝輔料，織造而成的。
  她對南風窗表示，2023年，服裝行業整體的生意不溫不火：「同行都說今年是stocking year，要把手上的存貨清理掉才敢下新訂單，新訂單也比較少量和分散。」
  同時，逐年攀升的勞動力成本成了很大的絆腳石：「現在產線上的員工，月薪7000—10000元不等。可以說，20年間，人工成本差不多漲了10倍。」
  東南亞等國家以更低廉的人工為客戶帶來更多選擇，利潤構成愈發透明，張嘉恩意識到，傳統製造業轉型無可避免，價格優勢之外還要創造更多附加價值。
  她嘗試生產智能標籤，「在基礎標籤上加貼防水晶片，配合後臺ERP系統，還可以附加倉管處理的功能」。
  考慮到需要降低人工成本，張嘉恩接廠後，引進了檢測不良品的AI設備，還自學了視頻拍攝，通過抖音的演算法推廣，盡可能精准地接觸潛在客戶，並在越南佈局了合資工廠，甚至，她「故意說一些行業內的人才懂的『黑話』，篩走非業內的人」。
  劉欣桐的服裝外貿事業也屢受衝擊。
  2019年，她與決定定居英國發展的男友結婚，關掉了國內的外貿公司再度回歸工廠，並於2022年在英國註冊了一個新的外貿公司，以幫助工廠與歐洲客戶持續深入合作。
  2023年，她發現，很多歐洲品牌將供應鏈轉移到了其他國家。「疫情以來，航運價格翻倍，歐洲工廠走鐵路運輸降低了貨運成本，還有關稅因素，比如越南出口到歐美免稅，而我們有13%左右的稅點。」
  劉欣桐對南風窗表示，早期，國外一單的單量是很大的，而現在外貿更趨向於小單量、多款式的訂單形態，在工廠端，全自動化電腦橫織機、縫盤機馬不停蹄地運轉，通過數位化、智能化逐步實現從剛性製造到柔性製造的轉型；在業務端，她有意識地服務新興的設計師品牌，做更加高難度、款式更獨特新穎的高端生產服務。
  「父輩做生意更多依賴體力或意志力，而我們現在更需要動腦子思考策略，理順客戶關係，讓訂單更穩定。」劉欣桐說。
  目前，她有兩個轉型計畫。
  一是，不只是依託父輩的工廠做針織供應商，而是篩選更多有口碑的合作方，做全品類的供應鏈公司，以匹配更多客戶的需求，不至於主動權被其他供應商把控；
  二是，嘗試打造自有品牌。「我希望能夠以很好的價錢，提供高質量的產品，中間沒有任何中間商，讓大家直接拿到手裏。」這是劉欣桐一直以來想做自有品牌的初衷。
  做高端、做品牌的思路，已成為眾多選擇出海拓客的廠二代的共識。
  章婭妮在2017年畢業後，接手父親1997年創立的展櫃工廠。她先是做簡單的生產跟單，即把訂單下給工廠跟進內部生產流程再交付。
  「一個月工資5000塊錢到頭。」而她一直有著「睡地板也要當老闆」的心勁兒，於是從2020年開始做展櫃外貿。
  她反復向南風窗強調自己的經商原則：「只做高端品質，不做賒賬生意。」
  老一輩習慣了「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但章婭妮要讓客戶的展櫃九年如新。
  有一個細節之處可以體現她的這個想法：電源開關。一般情況下，展櫃的電源開關九年換兩三個，壞了再寄就是了。但章婭妮考慮到，展櫃漂洋過海，發往海外，損壞和維修都是潛在風險。她索性使用頂級品牌穩定可靠的開關，即便增加了60%的成本，但她認為，這樣能省去後顧之憂。
  正是因為秉持這樣的觀念，章婭妮一直有穩定的客源。
  與此同時，她也堅持收取80%的預付款，再製作，款齊發貨。這個樸素的堅持，讓這個僅僅70人的小廠，數次躲過了同行遭遇的資金鏈斷裂倒閉等危機。
  「我就想每天賣好展櫃和陳列道具，人家都想有雙休、節假日，我不需要的。我也不喜歡遊山玩水，但是我喜歡逛商場，每個國家每座城市最豪華、人氣最旺的商場，我都喜歡逛，看他們不同門店不同品牌的設計感和陳列，隔一年去看都有不同的收穫。」
  章婭妮始終對繼承家業充滿希望和熱情，並一直追尋著更好的可能：「這個年代最可貴的不是鑽石、黃金，而是信任。」
  （祖曉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