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工務局日前發出新聞稿稱，特區政府正開展以豁免公開招標及無償方式，批給一幅國有土地予「澳門城市大學基金會」的程序，用作建設澳門城市大學新校舍，籌建新校舍的所有費用由「澳門城市大學基金會」承擔。待城市大學新校舍竣工後，現時該校位於氹仔徐日昇寅公馬路的校區設施（原澳門大學校區）必須交還特區政府。特區政府計劃把有關設施用作優化澳門旅遊大學等公立高等院校的辦學空間。
  根據土地資訊網刊載的資訊，工務局以豁免公開招標方式無償批給「澳門城市大學基金會」的土地，位於路環鄰近九澳高頂馬路與興業大馬路之間，靠近石排灣公屋群，土地面積超過一萬平方米，建築面積超過五萬三千平方米。用作教育用途，以興建澳門城市大學新校舍。
  澳門城市大學的前身是一九八一年成立的澳門第一家綜合性大學「東亞大學」；但現在作為澳門特區標杆性大學的澳門大學的前身，也是「東亞大學」。而且兩家大學的業權性質不同，其中澳門大學是澳門特區政府的公立大學，城市大學是私立大學。其原因，是一九八一年黃景強、胡百熙、吳毓璘三位博士懷興國壯志，在氹仔大學山創辦「東亞大學」，並於一九八二年創辦「東亞大學公開學院」，及一九八四年成立「東亞大學研究生院」後，一九八八年三位創始人將「東亞大學」交付前澳葡政府，由前澳葡政府主導的澳門基金會，收購「東亞大學」並改組成公立大學性質的澳門大學。
  但其中的「東亞大學公開學院」部分，仍然作為私立大學繼續運作。一九九二年「東亞公開學院」和葡萄牙國立公開大學聯合組成「亞洲(澳門)國際公開大學」。二零一零年，在三位創始人邀請下，陳明金接辦「亞洲(澳門)國際公開大學」。二零一一年，經澳門特區政府批准，「亞洲(澳門)國際公開大學」更名為澳門城市大學。在澳門大學整體遷往橫琴新校區後，二零一五年，經澳門特區政府批准，澳門城市大學搬回原校址亦即澳門大學的原校址辦學，等於是「班師回朝」。尤其是一九八五年國家教育委員會向「東亞大學」贈送後成為澳門地標之一的「九龍壁」，仍然為澳門城市大學所有。而作為澳門特區政府公立大學的理工學院（現理工大學）及旅遊學院（現旅遊大學），則只能是獲得分配原澳門大學的宿舍樓，作為辦學用。
  但即使如此，擁有三百多名教師，及八千五百多名學生（其中碩士研究生二千六百餘人，博士研究生一千一百餘人）的城市大學，「憋屈」在總面積只有約八點六公頃（零點零八六平方公里）的氹仔校區、保怡校區、金龍校區中，不孚應用。尤其是在城市大學與新東方教育、中國日報、美國迪士尼樂園、中國人壽、美團、格力集團等公司聯合成立科研中心及進行人才交流；與牛津大學、清華大學、愛丁堡大學、南京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哈爾濱工程大學、中國傳媒大學等數餘所海內外高校進行學術及教學合作；並名列二零二零年軟科中國兩岸四地大學排名第八十九名，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二年其旅遊休閒管理學科連續三年蟬聯「軟科世界一流學科排名」全球前百分之二十，社會科學總論進入ESI全球前百分之一，經濟與金融學科躋身SIR/SCIMAGO RANKINGS亞洲百強、澳區首位，整體城大在電腦科學領域入選年度全球最佳大學榜單，位列中國入選該榜單的第九十五位；以及已經先後與國家航天局達成協議，促進航太事業領域開展多方面的合作；與蘇州大學、葡萄牙埃武拉大學共建國家科技部中葡文化遺產保護科學「一帶一路」聯合實驗室；成立「澳門城市大學—察哈爾中心」以打造公共外交智庫等的的情況下，現有校址面積已經嚴重窒礙城市大學的發展。
  為此，城市大學從二零一五年起就已經啟動了新校園建設計劃。二零二四年二月一日，城市大學與教育及青年發展局簽訂意向書，表示有意向政府申請批給土地，計劃以自資模式建設新校園，並在城大遷入新校園後，無償交還氹仔舊校舍。十一月五日，澳門特區政府宣布啟動土地批給程序，將路環一幅國有土地無償授予澳門城市大學基金會，用以興建澳門城市大學新校舍，現有的氹仔校舍會在新校舍完工後交還政府。
  其實，本來城市大學在啟動新校園建設計劃不久，就因澳門政府批淮城大租借部分澳門大學原址而暫時擱置計劃。然而，當時此舉在澳門社會尤其是高教界有不少雜音。認為特區政府在沒有公開諮詢下，批准把屬於公產的部份原澳門大學校區，而且還是原澳門大學的核心部分建築如行政樓、何賢會議中心、文化中心等分租給私立澳門城市大學，反而是公立大學的理工學院和旅遊學院只是獲得分配原宿舍樓，顯得嚴重不符「比例原則」。在城市大學新校園落成並搬遷後，這股噪音便可完全停息，「九龍壁」也將「原壁」歸還特區政府。當然，城市大學也可不用每月繳交九十四點九萬元的租金。
  城市大學的新校園建成後，「巧合」地正好與澳門科技大學形成在「路氹金光大道」的首尾之間形成「犄角對峙」之勢，或將會令人產生澳門兩家最大的私立大學將要互相媲美並進行良性競爭，城市大學爭取要與科技大學並駕齊驅的聯想。
  當然，由於科技大學起步較早，而且基於廖澤雲先生很早就參與澳門地區的政治運作，是澳葡時期的諮詢會委員，並是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委員，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秘書長，及澳門特區籌備委員會的委員，回歸後是澳門特區行政會成員，全國政協常委會委員，在本地和中央的人脈關係雄厚，因而科技大學的發展「本錢」也同樣雄厚。不但是爭取到中央批准在科大設立國家月球與行星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並研製了澳門第一顆人造衛星，而且在全球的各種「大學排行表」上，都位居較前身位置，與公立大學的澳門大學「有得揮」。
  因此，起步較遲的城市大學，雖然在海外教授的比例較多，但要與科技大學並駕齊驅，還要做出很大的努力。不過，其前身的「東亞大學公開學院」卻是在澳門回歸祖國的征程中，發揮過重大作用。當時澳門面臨兩個大背景，其一是澳門過渡期「公務員本地化」的需要，不少人除了是透過「赴葡進修」、在澳門大學修讀法律及公共行政等學科等途徑，進入前澳葡政府工作，成為未來「澳人治澳」的人才，而「東亞大學公開學院」也在其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實際上，在一些政府官員晉升時的簡介中，就有人是具有「東亞大學公開學院」的學歷的。其二是當時在胡耀邦總書記「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感召下，內地幹部紛紛帶職修讀，獲得學士以上的文憑。這股風也能吹到了澳門，不少具有實踐經驗的社會各界人士，紛紛報讀「東亞大學公開學院」，讓自己也「知識化，專業化」地「文裝」起來，並取得了相應的學位文憑，筆者就是受益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