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回歸:百年主權交涉的臺前幕後

  澳門回歸是新中國史上的重大成就之一,彰顯了中國推進國家統一的堅定決心與卓越能力。澳門是怎樣被異國強佔,又是如何重新回到祖國懷抱的?在數百年捍衛主權的抗爭中,發生了哪些盪氣迴腸的故事?2024年是澳門回歸25周年,讓我們重溫歷史,感受先輩們為祖國統一付出的艱辛努力,探尋澳門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的征程中留下的一個個深刻印記。
  澳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早在新石器時代,中華民族的祖先就已在澳門地區生活。秦朝統一中國後,澳門劃歸南海郡番禺縣管轄。南宋紹興二十二年(1152),澳門改屬香山縣(今中山市)。
  澳門與香港分處珠江口伶仃洋東西兩側,因古時為船舶出入港灣,且其地兩山相對,故曰「澳門」。又因其灣「規圓如鏡」,曾得「濠鏡」之名。大約是在明朝弘治元年(1488),在澳門定居的福建莆田、泉州以及廣東潮汕等地漁民為奉祀海神、天妃,求保出海平安,集資興建了著名的「媽閣廟」,澳門葡文音譯Macau,即源於此。
  明代以前的澳門,還只是中國南海之濱的一個小漁村。隨著明代經濟發展,對外貿易增多,澳門開始成為南洋各國前來貿易的據點。1535年,明朝政府在澳門設立了負責管理對外貿易事務的市舶司(當時稱外國商船為「市舶」),並設置衙門、海關、稅館等政府機構。15世紀後期,隨著歐洲「大航海時代」的開啟,西方殖民主義的觸角開始伸向世界各地,「富厚無匹」的東方古國——中國成為其垂涎的目標,而澳門以地處中國南大門地帶的地理優勢,不可避免地為西方殖民主義者所覬覦。
  賃居:蓄謀已久的侵佔與被打壓的野心
  15世紀下半葉,葡萄牙的艦隊依仗其強大的海軍實力,相繼征服了幾內亞、印度果阿、麻六甲等非洲和亞洲地區,牢牢控制了印度洋的制海權,隨後又將目光投向中國南海。16世紀初,來到印度洋的葡萄牙東方艦隊受其國王曼努埃爾一世之命,大肆搜集中國海防情報,收買中國商人充當嚮導和翻譯,「凡我虛實,皆了然已久」。
  1517年,一支由8艘軍艦組成的葡萄牙艦隊來到中國珠江口。此前數十年勢如破竹的擴張讓葡萄牙人的自信心極度膨脹,他們以為中國也能被其輕易染指,因此一到廣州,便同明朝政府交涉,要求建立貿易關係,同時強佔香港屯門,在此挖壕溝、修炮臺、製造武器,建立殖民據點。同時,葡萄牙人在廣東沿海大肆進行走私貿易和海盜活動,甚至沿襲在非洲進行奴隸貿易的惡劣行徑,擄掠和買賣中國人回歐洲奴役。當時國人對人口買賣沒有概念,誤傳葡萄牙人為好吃人肉的妖魔,一度引發社會恐慌。
  葡萄牙人在廣東的不軌行徑引起明朝政府的注意。1521年,廣東海道副使汪錄受命對其進行武力驅逐。明朝軍隊利用火攻、鑿船等傳統水戰技法,大敗擁有強大戰艦和火炮優勢的葡軍,繳獲「佛朗機炮」(當時國人稱葡萄牙為「佛朗機」)20多門。次年,不甘失敗的葡萄牙人捲土重來,而此時已裝備仿製的葡萄牙式火炮和軍艦的明軍,再次讓其大敗而歸。
  此後,葡萄牙人轉向福建和浙江沿海,與中國海盜和倭寇相勾結,在東南沿海形成一股強大的走私勢力。明朝皇帝派朱紈提督浙閩,掃蕩沿海走私勢力,厲行海禁,葡萄牙人再遭驅逐。明朝政府在打擊走私的同時也調整政策,將「南大門」廣東辟為官方貿易場所。於是葡萄牙人重新竄回廣東。
  幾戰下來,葡萄牙人終於明白,明朝中國與他們此前侵擾的國家和地區截然不同,這是一個文明秩序井然、統一而強大的國家。於是他們識時務地換了一種策略——1553年,葡萄牙遠東貿易船隊船長索紮向時任廣東海道副使汪柏送禮求情,請求進入澳門貿易,並藉口船舶遭風浪襲擊,貨物被海水漬濕,要求上岸搭篷晾哂。汪柏受賄之後,私下同意了葡萄牙人的要求。隨後,在中國駐守澳門官員的姑息縱容下,葡萄牙又得寸進尺地在澳門大興土木,建造居室,很快把臨時的茅棚變成長駐的瓦屋。
  明朝政府對此並非沒有覺察,朝廷曾多次討論澳門問題,許多官員對「廣州香山效關之外,遂為鬼國異域之區」憂心忡忡,對葡萄牙人「陵格居民,蔑視澳官」的囂張氣焰憤慨不已,擔心隨著葡人聚集,導致「擁眾人據香山,分佈部落、控制要害、鼓噪直趨」,從而強烈要求朝廷「早為萬全之策」。但最終明廷對葡萄牙人借居澳門並未強力制止,個中緣由,除了廣東官員收受賄賂,「佯禁而陰許之」之外,澳門成為開放的貿易區後,稅收增長,百姓就業機會增加、收益增多這一情況,也讓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下不了驅逐決心。
  1573年,明朝政府認可了葡萄牙人在澳門居住的權利。而葡萄牙人則每年向明朝政府繳納地租500兩白銀,並每年根據貿易額繳納商稅2萬兩左右——「歲輸課二萬金」。同時,明朝政府還對貿易的商品種類和數量進行了限制,防止葡萄牙人通過貿易活動獲取過多的經濟利益,如規定葡萄牙人在澳門只能進行絲綢、瓷器、茶葉等有限的幾種商品的貿易;嚴禁向其出口鐵器、火藥等重要的戰略物資,等等。
  為了保證對澳門的有效管轄,明朝政府還在澳門半島北部望廈設縣丞衙門,由縣丞(相當於副縣長)親自坐鎮,審理澳門民事、刑事案件,並在前山一帶設立水陸哨所,駐軍2000人,派副將坐鎮。後又增設澳門同知衙門,由副知府一級官員統管。其間,葡萄牙人每有越軌行為,即受到明朝政府的有力壓制。
  17世紀20年代,廣東海道副使俞安性將明朝政府管治澳門葡萄牙人的種種辦法具體化為五條禁令,勒石刊碑公佈施行。這五條禁令包括:禁止葡萄牙人擅自擴大居住範圍,禁止葡萄牙人擅自修建防禦工事,禁止葡萄牙人擅自干涉澳門的司法事務,禁止葡萄牙人擅自招募中國勞工,禁止葡萄牙人擅自與中國內地進行非法貿易。這些禁令有效限制了葡萄牙人的越軌行為。
  強佔:步步為營的擴張與屈辱的退讓
  從取得澳門居住權往後200多年間,葡萄牙人一直在承認中國主權的前提下,在澳門進行貿易活動。清朝統治前期和中期,葡萄牙人也曾試圖擴大租地範圍,但均被清政府否決。鑒於此時清政府的強硬態度,葡萄牙人一直在表面上維持其「恭順守法」的形象。在鴉片戰爭爆發前的1839年,林則徐作為欽差大臣諭令澳葡當局禁煙,澳葡當局仍不敢公然違抗,一方面催促澳門的鴉片商販將囤存的鴉片運離澳門,另一方面發佈禁止在澳門囤貯、售賣鴉片的告示,並積極配合搜繳處理了一些零星煙土。1839年9月3日,林則徐在兩廣總督鄧廷楨的陪同下,率領200名兵士前往澳門巡閱,葡萄牙「自治政府」長官還率軍官和士兵在關閘列隊恭迎。林則徐接見葡萄牙「民政長官」,向他「宣布恩威,申明禁令」,隨後巡視澳門,所到之處受到民眾的熱烈歡迎,炮臺鳴放禮炮19響以示敬意。
  然而,隨著鴉片戰爭的爆發,清政府與西方列強間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尤其英國強佔香港的局面,使葡萄牙受到「刺激」,其被壓制數百年的野心急劇膨脹,侵佔澳門之心蠢蠢欲動。
  1843年夏,澳葡總督照會兩廣總督耆英,提出了一系列無理要求,包括廢除每年500兩白銀的地租,內地輸入澳門的貨物由澳門負責徵稅,中國政府不得限制輸入商品的數量,等等。其實質是把澳門變成葡萄牙的殖民地。但這個陰謀未能得逞。耆英在同廣東官員商議後,只同意允許葡萄牙人在五口通商、降低澳門貿易稅等,對其破壞中國管轄權的要求則予以拒駁。
  葡萄牙自然不肯就此甘休。1845年11月20日,葡萄牙女王頒佈法令,悍然宣佈澳門為「自由港」。1846年,海軍上校亞馬留(Amaral)被葡當局任命為「澳門總督」,受命「維護這個殖民地的絕對主權」。1849年3月,亞馬留頒佈公告,宣稱「不能允許一個外國海關機構在這裏繼續存在」,公然率領葡兵襲擊澳門海關,砍倒海關大樓前飄揚著中國龍旗的旗杆,「釘閉關門,驅逐丁役」。從此時開始,葡萄牙也不再向中國政府繳納地租。
  亞馬留還在澳門拆遷民房,挖掘墳墓,強占民眾田地,強迫四周鄉村繳納租稅。這些暴行激起了澳門同胞的極大憤慨,當地村民沈志亮等人為伸張正義,趁亞馬留騎馬打鳥取樂之機,埋伏突襲,一舉將其刺殺。然而,在西方列強的壓力和葡萄牙的報復下,清政府屈膝妥協,竟將沈志亮捕殺,並把亞馬留的殘肢交還葡方。
  為使強佔澳門合法化,也為獲得和英、法、美等國同樣的通商特權,葡萄牙政府積極謀求與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1862年,葡萄牙派使臣來華同清政府進行立約談判。中方代表恒祺等人對葡方的無理要求進行了嚴厲駁斥,談判一度陷入僵局。但在法國駐華代理公使哥士耆等人的「調停」之下,雙方還是簽訂了《和好貿易章程》,中國仍在澳門設官,而葡萄牙不必再向清政府交納地租。
  清政府負責洋務及外交事務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認為,這個方案雖不盡如人意,「然借此一言維繫,海外彈丸之地;尚為中國治理之區」,竟也心安理得,殊不知其中條款暗藏禍心——該條約第九款規定,澳門「仍由大清國大皇帝任憑仍設立官員駐紮澳門,辦理通商貿易事務,並稽查遵守章程。但此等官員應系或旗或漢四、五品人員,其職任事權得以自由之處,均與法、英、美諸國領事等官,駐紮澳門、香港等處各員,辦理自己公務,懸掛本國旗號無異」。將清政府機構與諸國領事館置於同一地位,無疑是澳門主權屬葡萄牙之意。但當時的清政府官員對國際公法常識茫然無知,不能解其深意。直到兩年後,葡萄牙派人前來換約,因「洋人畏服」而被清廷指定經辦換約事宜的官員薛煥才發現個中「玄機」。薛煥堅決要求去掉這一條款,強調清政府應在澳門設海關而非駐外領事館,方可互換條約。但葡萄牙使臣堅持先互換條約,再商議修改條約之事,談判破裂。最終,這個條約成為未被清政府批准、沒有任何法律效力的廢約。
  1868年,清政府曾有過一次收回澳門的嘗試。當時葡萄牙國勢逐漸衰弱,國際社會盛傳其準備出售部分殖民地,而法、美、俄等國都對澳門有想法。英國已割占香港,深恐其他強國買下澳門建成軍事基地後對香港構成威脅,於是,擔任清朝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鼓動清政府買回澳門。清政府決定用100萬兩白銀抵償葡萄牙在澳門所建炮臺、官署、營房、橋樑、道路及一些公共設施的修建費用,在經費交割清楚後,葡萄牙撤回派駐澳門的官員和軍隊,中國則恢復在澳門「設官治理」。承擔這一交涉使命的是赫德和已卸任的西班牙駐華公使瑪斯。然而因西班牙國內爆發革命,葡萄牙也捲入了西班牙王位的爭鬥,瑪斯一行無法開展活動。之後瑪斯病逝,清政府這次收回澳門的嘗試不了了之。
  1887年3月,清政府因急於在港澳徵收鴉片煙稅填補財政漏洞,在葡、英兩國合謀訛詐之下,與葡萄牙簽訂了《里斯本草約》。該約除了提出葡萄牙要與西方列強利益「一體均沾」外,還約定葡萄牙以同意幫助清政府在澳門征收鴉片煙稅,獲得永遠居住管理澳門及其屬地的權利。消息傳出,中國朝野震動,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曾紀澤、兩廣總督張之洞、廣東巡撫吳大徵等反對最為激烈。張之洞和吳大徵在給清政府的奏摺中強調,葡萄牙為貧弱之國,中國政府沒必要遷就;此條約為英葡兩國的串騙陰謀;無端與之立「永租」之約,在葡人是得之無名,中國則失之無故,後患可慮。澳門民間也是「眾情洶洶,各懷憤懣」,都「深以入洋籍、輸洋賦為恥」。
  7月,葡萄牙使臣、「澳門總督」羅沙來到北京,帶來了一個條約底稿和一幅葡萄牙繪製的所謂澳門及其屬地的地圖。該地圖和條約底稿獅子大開口地把澳門附近的島嶼都劃為澳門屬地,被中方譏為「饅頭比蒸籠還大」。赫德即與羅沙密謀,先簽訂條約,屬地問題以後再說。
  張之洞等人的極力反對讓清政府舉棋不定。但在李鴻章的支持下,中方還是與葡萄牙簽訂了不平等的《中葡和好通商條約》。該條約規定大清國允許葡萄牙人「永居、管理澳門」及其附屬地;但不得將澳門轉讓他國,並約定澳門界址維持現狀,等雙方會勘之後再訂專約。由此,中國正式喪失了對澳門的管轄權。但在法理上,澳門的主權仍屬於中國,這是澳門與其他殖民地的不同之處。
  條約簽署後的數十年間,中國人民長期堅持鬥爭,反對澳葡當局向澳門周圍鄉村擴張領土,要求廢約收回澳門。1909年,中葡兩國進行澳門劃界談判期間,香山、廣州和香港等地人民自發成立「勘界維持會」。香山縣98鄉組成聯合民團,購置武器,積極操練,準備「賭一戰以收回澳門」。民間的奮起反抗抑制了清政府交涉中的妥協之念,雙方談判破裂。然而此時的清王朝已是行將就木,收回澳門主權自是不敢奢望。
  1911年辛亥革命後,國內民族情緒高漲,對收回包括澳門在內的列強「租借地」的呼聲不斷。當時孫中山提出的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的方針,就是不承認不平等條約和致力廢除不平等條約。1913年,民國政府外交部向葡萄牙駐華公使聲明,要求廢除葡萄牙在澳門的「永駐管理」權。但葡萄牙方面並不願意放棄在澳門的既得利益。
  1921年9月,中國軍隊在廣東沿海剿緝盜匪,澳葡海軍越界干涉,並開炮轟擊。中國軍隊當即予以反擊。10月3日,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孫中山命令中國海軍前往澳門近海實行戒備。11月10日,當廣東交涉員李錦綸向廣東省省長、粵軍總司令陳炯明報告澳門事件並請示處理辦法時,陳炯明指示李錦綸,中國軍隊一定要堅決反擊葡軍,絕不退讓。這次衝突展現了民國政府對澳葡當局侵犯行為的強硬態度,也為後續的交涉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1922年5月28日,澳葡士兵調戲一名中國女子,引起民憤,葡警扣押抗議的周蘇等3人。29日,近萬名中國工人和民眾聚集警察局要求釋放被捕工人,葡警開槍打死70多人,傷100多人,造成「五二九」慘案。慘案發生後,澳門華商學會、聯合總工會、中華教育會等聯合發起罷市、罷工、罷課行動,得到全國各地聲援。隨著抗議運動的開展,收回澳門的呼聲也越來越高。
  1924年11月,孫中山發起召開國民議會和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的人民運動。北洋政府外交部也於1925年6月正式照會葡萄牙政府修改《中葡和好通商條約》,1928年2月6日覆滅前夕仍電令駐葡萄牙公使王廷璋,在有效期為10年的中葡條約4次期滿之際,預先向葡萄牙政府聲明,雙方應改訂以相互平等為原則的新約。但之後主導修約的國民黨政府收回澳門的決心和實力不夠,因此新簽的《中葡友好通商條約》完全沒有提及澳門問題,葡萄牙得以繼續佔有澳門。
  1945年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外交部立即提出《關於收回澳門的方案》。10月,在廣州接受日軍投降的國民政府第二方面軍司令長官張發奎,暗示中山縣縣長張惠長和駐軍第159師師長劉紹武共同策劃發動了一些集會遊行示威,提出收回澳門」的口號。澳葡當局立即封鎖關閘,同時頒佈禁止澳門中國居民集會的命令。11月,張發奎命劉紹武帶軍隊封鎖粵澳邊境,切斷內地對澳門的糧食和副食品供應,同時在灣仔、前山兩地進行夜間軍事演習。葡澳當局十分恐慌,表示願意將所有在澳門的日軍交由中國政府處置,並允准中國軍民自由出入澳門,允許中國一切黨團組織在澳門公開活動,同時派官員向中國道歉。1947年8月,國民黨南京政府參議會通過了「及早收回澳門」的議案。但遺憾的是,由於國民黨政府忙於內戰,害怕因澳門問題引發外交糾紛,收回澳門之事被再次擱置。
  歷史等待新的契機和能夠捍衛民族尊嚴與領土主權的力量。
  回歸:識時務的示好與恢復主權的榮耀
  1949年,新中國成立,中華民族以全新的姿態站上世界舞臺。新中國一掃往昔積弱之態,以堅定無畏的姿態宣佈:中國不承認外國強加給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對於包括澳門問題在內的一些歷史遺留問題,主張在條件成熟的時候,通過談判和平解決。這為澳門的回歸定下了基調。
  然而此時的葡萄牙仍心存幻想,妄圖借助英美的力量維持其在澳門的統治。1952年,葡方士兵將崗哨置於關閘之外,向中方挑釁,並刺傷中方哨兵。中國邊防戰士堅決予以回擊。經過數天的槍戰與炮擊,葡方見識到人民解放軍的強大威力,最後主動求和,公開道歉並賠償了近4億當時流通的舊幣,同時葡方關閘警戒線在之前的基礎上後退了50米。
  葡萄牙仍在試探。1955年1月,葡萄牙政府批准成立紀念澳門開埠400周年活動組織委員會,後又頒佈《澳門省章程》,把澳門劃為葡萄牙的海外省,並透露11月將在澳門舉行聲勢浩大的慶典。當時中國和葡萄牙尚未建立外交關係,周恩來總理通過時任港英總督葛量洪爵士向澳葡政府傳達了中國政府的立場。周恩來表示,中國政府和人民不喜歡這樣的典禮,澳門和香港的中國人也不喜歡,並強調:「整個典禮要取消。」在中國政府的嚴正抗議下,澳葡當局被迫以「經費不足」為理由,宣佈取消籌備中的紀念活動。這一事件再次讓葡方認識到新中國對澳門主權的堅定態度。
  但葡萄牙並未因此消停。1966年12月3日,因澳門氹仔坊眾學校擴建校舍遭阻、葡警打傷群眾並拘捕代表等事件引發的群眾大規模抗議活動中,澳葡當局調兵開槍鎮壓,造成多人死傷,後又宣佈戒嚴和宵禁。這一事件震驚全國,除《人民日報》等發文譴責外,廣東和各地紅衛兵還雲集拱北,試圖衝破解放軍的阻攔,進入澳門解救同胞。同時,中國政府派遣炮艇到澳門水域遊弋。由於事態嚴重,葡萄牙政府只好通過駐法大使聯繫中國政府以平息事態。中國政府的答復十分巧妙:澳門所發生的事情是地方問題,應與廣東當局磋商解決。最後,葡方不得不接受中方的全部要求,無條件地向中國居民賠禮道歉並懲辦兇手。
  一次次的冒犯都沒有得逞,葡萄牙漸漸認清形勢,意識到澳門並不是他們的領土。葡外長諾格拉在一次內閣會議中指出:「我們從未真正擁有澳門的主權,我們的生存,全賴中國的善意,並一直與其分享權威。」葡總理薩査拉也認為:「我們早已不是主權的擁有者,而是在他人的監督之下,經營這塊共管地。」
  基於這樣的認識,葡萄牙開始主動緩和與新中國的關係。1971年,葡萄牙順應國際形勢,在聯合國投贊成票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不斷提高,中國政府在一系列重大國際會議和重要場所多次重申對香港、澳門等歷史遺留問題的原則立場,得到世界各國人民的理解和支持。1972年3月8日,中國政府在致聯合國非殖民化特別委員會主席的備忘錄中鄭重聲明:「香港、澳門屬於歷史遺留下來的帝國主義強加於中國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結果。香港和澳門是被英國和葡萄牙當局佔領的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完全屬於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根本不屬於通常的所謂『非殖民化』範疇。」11月8日,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從殖民地名單中刪去香港和澳門兩個地區。這為中國政府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創造了良好的國際環境。
  1974年,葡萄牙爆發了推翻獨裁統治的「四二五」革命,隨後建立的葡萄牙新政府宣佈放棄殖民主義,承認澳門是中國領土。次年底,葡萄牙甚至撤走了駐澳門的軍隊。這一舉動大大改善了中葡關係。1979年2月8日,兩國正式建交。之後,兩國高層開始了頻繁的友好互訪。
  隨著1984年中英圓滿達成關於香港回歸的協議,解決澳門問題的時機已經成熟。按鄧小平指示,澳門問題也按照香港問題的解決方式,用「一國兩制」「澳人治澳」的方式來解決。他還特別強調:不能讓葡萄牙把澳門殖民主義的尾巴拖到下個世紀。
  1986年6月30日,中葡關於澳門回歸的談判正式開啟。在談判的開場白中,中方代表團團長周南引用了孟浩然佳句「潮落江平未有風,蘭(孟浩然詩為「扁」)舟共濟與君同」來比喻中葡兩國是夥伴而非對手的談判關係。確實,由於雙方在澳門主權這樣的原則性問題上沒有爭議,中葡談判相較中英談判要順利許多,整體談判氛圍友好融洽。
  談判共進行了四輪,歷時8個月14天。其間,每一輪談判結束後,周南都邀請葡方代表團去景點旅遊,在輕鬆的氣氛中溝通相關事宜。談判中諸如「土生葡人」國籍等敏感問題,中方同意寬鬆處理;中方主張在20世紀內收回澳門,葡方代表團團長也口頭同意。
  正如國務院原副總理錢其琛回憶:「由於兩國關係一直友好,又充分考慮到澳門的一些特點和實際情況,中方根據『一國兩制』方針,在制定對澳門的具體政策時,對葡方提出的合理意見和要求都儘量予以照顧。澳門有一批葡裔居民世世代代生活在那裏,即所謂『土生葡人』,他們有較特殊的社會地位,也有一些自己的特殊利益。中方在聯合聲明中承諾,要依法保護這批居民的利益,並尊重其習慣和文化傳統。又如,葡方十分看重葡萄牙在澳門的文化遺產和影響的延續,中方覺得有些要求是合理的,便同意在協議中特別寫入『依法保護在澳門的文物』,並同意葡萄牙語除作為正式語文外,仍可作為教學語言的內容,將文化、教育、語文方面的條文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但也並非沒有遇到嚴重分歧,分歧焦點是回歸的時間。在20世紀內完成澳門回歸是中國早已定下的底線,因此談判時,中方從策略出發,提議1997年收回香港的同時也收回澳門。但葡萄牙認為1997年香港回歸後,澳門正可以乘機吸納香港外流資金,從而讓其獲取巨大利潤,因此其立場是盡可能推遲回歸時間。他們強調,中國給英國12年的過渡期,給葡萄牙的過渡期也不應少於這個數,這關乎國家的尊嚴。還提出一個可笑的說法,說我們不爭主權,中國則應該讓澳葡歷史湊個整數。2003年交還澳門,澳葡歷史就是450周年。最好湊足500周年,把澳門回歸推遲到2053年。
  於是第三輪談判結束後,11月17日至22日,周南應邀訪問葡萄牙。在會談中,葡萄牙總統蘇亞雷斯直截了當地提出,本世紀內交還澳門不合適,時間太早,應該考慮在下一個世紀來解決澳門問題。周南吃驚地說:「貴國的談判代表、特命全權大使在私下磋商中同意了在本世紀內交還澳門,怎麼你們又提出異議?」蘇亞雷斯竟辯解:「那只是他的個人意見,並不是我們政府的決定。」周南毫不退讓:「我從事外交工作多年,還從來沒有聽說過一國政府派岀的全權代表在重要會談中講的話不能代表本國政府。如果按照閣下這樣的說法,那麼今後我應該跟誰去談判呢?」蘇亞雷斯僵住了。
  後來,周南回憶說:「我們不能屈服於壓力,所以除了明確表態之外,我得給對方也施加一點小小的壓力,表達我們的不快。第二天本來安排參觀幾個景點,我說疲勞了,通知葡方明天的參觀專案取消,我要在旅館休息。當夜我也把這個情況寫了一封很長的電報發回國內。」在葡萄牙做短暫停留之後,周南返回北京。
  周南以及中國外交部隨後的強硬態度,使得葡萄牙國務會議終於同意在1999年將澳門交還中國。關於具體歸還日期,起初葡方堅持在1999年12月31日,但周南說:「政權交接還是與耶誕節和新年的假期錯開來為好。我看,可不可以提前一下?這樣,讓澳門同胞過一個安安穩穩的假期。」葡方認可了這一建議。
  1987年3月2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的聯合聲明》在北京草簽。這一天,距1887年3月26日《中葡和好通商條約》草簽剛好過去100年。4月13日,正式簽字儀式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並莊嚴向世界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於1999年12月20日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
  1999年12月20日零時零分零秒,雄壯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奏響在澳門上空,鮮豔的五星紅旗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區旗冉冉升起。那是一個令無數中華兒女熱淚盈眶的時刻,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中璀璨的一章,開啟了澳門發展的新紀元。
  歷史表明,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國家不斷發展強大,才具備足夠的能力與底氣維護領土完整,保障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一國兩制」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偉大創舉,為港澳的繁榮穩定發展提供了根本保障,也為世界範圍內解決類似歷史遺留問題提供了光輝範例。
  (玉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