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區警方國安處在上月向包括「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總裁鍾劍華在內的六名亂港人士發出通緝令，並正追查鍾劍華的資金流向之際，警方國安處昨早到「香港民研」主席及行政總裁鍾庭耀的住所調查，懷疑鍾庭耀協助在逃人士，將他帶走載往黃竹坑南滙廣場的「香港民研」辦公室作進一步調查。
  警方國安處的這次行動，公開的事由是要追查鍾庭耀協助在逃的通緝犯鍾劍華。鍾劍華於二零二四年五月至六月期間，多次透過社交媒體平台鼓吹「港獨」；另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至二零二三年十一月期間，多次透過不同的平台和形式，請求外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及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制裁」、封鎖及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不過，也有不少媒體揣測，警方國安處可能也一併追查鍾劍華接受美國等國家的情治機構的資助，炮製擾亂香港的假民調的惡行。
  實際上，鍾庭耀一直被指暗中勾結反中亂港勢力。他主理的「香港民意研究所」的前身「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自一九九五年以來接受美國金主「國際民主研究所」（NDI）的大量資助，配合反對派進行民調活動，並按照其意思修改民意調查用詞、加插問題，以假民調亂港，意圖影響及干預香港的政制發展及政治穩定的內幕。香港回歸祖國後，鍾庭耀繼續接受外國情治機構的「白手套」的資助。曾在二零一二年立法會選舉時，收取「英國網路觀察基金會」給予五萬英鎊進行民調；二零一四年在策劃「佔中」的時候，也有一筆一百多萬元的「黑金」送到了香港大學。二零一六年，該組織接收「美國民主基金會」（NED）及「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學會」的資助，以進行當年立法會選舉調查，製造有利反中亂港分子的所謂「民意」。二零一九年「黑暴」與二零一四年非法「占中」期間，鍾庭耀屢次發起所謂「民間全民投票」，聲言其「獨立」調查反映有九成市民支持香港普選須符合「國際標準」。
  鍾庭耀操控「香港民研」搞「鍾氏民調」，選題、結果一向具鮮明政治指向，被各界批評假借「學術」包裝，玩弄民調和民意。「鍾氏民調」過往就曾被揭發操控樣本，在特定群體進行「調查」；亦曾「自創標準」，例如于二零一四年時曾公佈時任特首梁振英的民望評分為四十七點五分，後來被揭發近千名受訪者中逾六成給予五十分以上，只因有數十人給予零分而拉低平均值，這種不剔除極端評分的處理方式，令學術界都譁然，認為調查不科學。
  鍾庭耀與戴耀廷這「兩耀」，也曾把其「黑手」伸到了澳門特區。兩人或是受澳門民主派「旗艦」團體的委托，或是自己親自出面，做了許多詆毀「一國兩制」方針，抹黑澳門特區政府，侮辱時任行政長官崔世安的「民調」，其實也是拿了美國「金主」的「黑錢」，使用各種卑劣的手段，炮製各種假民調，配合反對派進行意圖影響及干預澳門政制發展及政治穩定的政治活動。
  鍾庭耀正如其姓氏那樣，對澳門「情有獨鍾」，每年都公佈所謂的「澳門港大民調計劃」數據，要與澳門「過不去」，因而予人「死磕澳門」的感覺。這顯然是跟隨西方政客「唱衰澳門大合奏」的指揮棒起舞。而且，與他名字同樣含有「耀」字的另一位港大前教授戴耀廷，也是澳門政治反對派的「導師」，不但向他們教授「公投」、「自決」的理論，而且還向他們傳導「民間公投」的實踐知識。甚至還號召澳門的追隨者大搞什麼「澳門雷動」，力求澳門民主派在當年底立法會選舉中取得七席、甚至八席的成果。為此，他振臂高呼：就讓「雷動」在澳門帶來另一場政治颱風！
  對此，本欄曾多次予以揭露及抨擊。尤其是其在二零一七年底進行的回歸週年電話調查，與往年多是在較為接近回歸週年進行電話調查，完成後立即公佈不同，而是在「天鴿」風災一個月時進行，比往時提前了約兩個多月。這個「時間點」的選擇，大有「學問」。因為越是接近「天鴿」風災蹂躪時，民怨就越大；而距離「天鴿」襲澳時間越遠，隨著特區政府採取得力的補救措施，民怨就會逐漸消減。何況，在回歸週年前夕，崔世安代表特區政府向立法會發表的《二零一八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宣布了不少惠民措施，應該可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人們的不滿情緒。因此，這個民調提前兩個多月進行，其時間點的選擇就充滿了誤導性。戴耀廷配合鍾庭耀的這個「民調」，炮製「雷動澳門」方案，煽動澳門反對派向特區政府進行一次「全民公決」，以向特區政府以至中央政府施加落實「真普選」的壓力。
  而且，鍾庭耀在對澳門進行「港大民調計劃」時，是採用其「獨創」的「正負值」計算方式，亦即是以會計學上的「資產負債表」的「淨值」方式公佈，並以對崔世安的滿意度，以及澳門居民對自由、安定、繁榮和民主等四項核心社會指標的滿意度，都以「負值」數據呈現，有時還胡謅澳門居民對特區及中央政府的信任淨值都明顯下跌，對澳門前途、中國前途和「一國兩制」的信心的「淨值」也大幅下跌；在身分認同感方面，巿民對「澳門人」與「中國人」身分的認同感評分，也都比一年前明顯下跌……云云。
  鍾庭耀的「民調」以「負值」的數據予以呈現，其「潛台詞」就是凡屬於「負值」者，都沒有的存在，必須「消失」，與本應是嚴肅的民調活動相悖。而不是將滿意度與不滿意度等數據都平面地羅列出來，讓人們自行直覺感受及判斷。這種譁眾取寵的公佈民調方式，無論是商業調查，還是為政治目的服務，在世界上都極為罕見。凡是有看到這類所謂「民調」的澳門居民，都認為其背離事實，是典型的「老作」製品。
  其實，利用假民調來擾亂政局，達到某種政治目的，或是在選舉時進行「欺敵」活動，這是人們所知的事實。而鍾庭耀在進行民調作業時，是動員了港大的學生。這些學生在他長期的耳濡目染之下，當然是受到其所主張的「價值觀」的影響，因而在進行民調電話訪問時，必定會有所偏斜。而他在對澳門進行民調作業時，則是借用了與他「同聲同氣」的澳門某些教授麾下的學生。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鍾庭耀每次公佈的「澳門民調」中，受訪者的回應率都很低，總有三、四成受訪者拒絕回答訪問內容。這個回應率，不但是遠低於台灣地區，而且也低於鍾庭耀本人在香港進行的民調作業。可以推論，拒絕回答者，可能是對調查問卷上帶有強烈情緒或傾向性的內容極為反感，至少是不認同這樣的查訪方式。倘是將這部份可能會回答「滿意」的受訪者也收納進去，就將令這些「民調」所謂「負值額」的「神話」破產。
  雖然新修訂的《維護國家安全法》採用「法不溯及既往原則」，不設追溯期，但對於戴耀廷和鍾庭耀在澳門特區企圖亂澳的惡行，必須進行揭露及批判，以清掃其遺毒，為「一國兩制」事業順利進展創造更為良好的社會政治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