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開放賭禁，對澳門博彩業形成競爭壓力。這本來是一件壞事，但如果處理得好，就將會使壓力化為動力，壞事就將會變成好事。因此，主動權掌握在澳門手中，應以新加坡開放賭禁為矛盾焦點，充分運用對立統一規律，促成矛盾轉變，促使澳門博彩業以至整體經濟進一步提高競爭能力，以作反制。

其實，盡管新加坡開放賭禁來勢洶洶，但由於受到新加坡本身反對開賭的民意高漲，及新加坡本身較為古板保守的國情的制約，故其將會批出的兩個賭牌，都不是以賭場為主，而且披上了「綜合渡假勝地」的「遮羞布」。這就決定了新加坡的賭場的規模不會很大，與澳門正營業的賭場及已落實的賭場發展規劃相比，是小巫見大巫，根本不成正比。因此，新加坡規劃在濱海灣和聖淘沙興建的兩座賭場，對澳門博彩業的直接影響，雖然會有，但將不會很大。

現在需要注意的，倒是新加坡開放賭禁對澳門博彩業造成的間接影響。這就是﹕可能會有更多的亞洲國家和地區以此為藉口，也紛紛開放賭禁，從而形成對澳門「周邊大包圍」的態勢。實際上，這些國家和地區都認為，既然連一向以古板保守形象示人的新加坡，都敢於捨棄「道德」面罩了，那麼，其他不是那麼守舊的國家和地區，就更沒有理由要死守「道德」底線，繼續堅持禁賭政策了。尤其是看到澳門博彩業對振興當地經濟及庫房收入所作出的貢獻，某些經濟發展滯後及庫房收支短絀的國家和地區，就更是對開放賭禁怦然心動了。如果澳門的周邊國家和地區紛紛開賭，那才是澳門博彩業遇到競爭勁敵。

實際上，當新加坡開放賭禁的消息傳來後，香港政界和媒體就傳出了應當考慮跟進的聲音，甚至將是否開賭當作是是精厲圖進還是抱殘守缺的「試金石」。而眾所周知，在香港是否開賭的問題上，香港向來與澳門有默契，是「香港不賭」。在港澳先後回歸後，江澤民更以國家主席的身份宣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域內，只有澳門可以開賭，這就等於是向香港下達了「禁賭令」。既然連有此背景的香港，都有政黨、媒體和政客提出了「開賭」的問題，那麼在其他的主權國家，或中央政府管治權力目前仍未及於的台灣地區，要提出跟隨新加坡開放賭禁的問題，就更不奇怪了。

因此，澳門一定要保持懮患意識，居安思危，及早做好因應對策。首先，應敦促各家獲得博彩合約的財團，必須負責任地落實執行其與特區政府簽署的合約中所訂定的投資計劃，在原訂的時間內完成各項投資，以實質提高澳門博彩業的競爭能力。其次，特區政府應密切注視香港特區中的「開賭」聲音，及早向中央反映，促使中央更為堅定「只允澳門開賭」的一貫政策，不因江澤民離任而有所變更。第三、積極配合中央開展的打擊賭博犯罪專項行動，向國家公安部反映投訴珠江口賭船活動猖獗的情況，促使中央打擊賭博專項犯罪行動辦公室，在打擊內地及國境外周邊地區的賭博犯罪活動取得一定成效之後，將「掃賭」的焦點轉移到珠江口賭船活動方面去。實際上，這些賭船的活動之所以十分猖獗，其「保護傘」是它們是在公海上營賭，公安部門的管轄權鞭長莫及。但是，按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規定，中國的執法機關對沿海二百海里的專屬經濟區享有管理權，亦即有權對專屬經濟區內的公共安全進行管理。也就是說，公安機關是有權對在專屬經濟區內進行擾亂公共安全的賭博活動進行執法的。所謂「公海」之說，對在專屬經濟區範圍內開賭的賭船，應屬無效。第四、針對廉價機票航空公司有意開設新加坡至內地各城市航線的情況，積極向中央政府反映，並以「航權對等」為由，促使中央不予批准，以防止因旅遊成本低廉而將客源吸流到新加坡去。這種做法，同樣適用於其他有意開賭的國家和地區。

不管怎樣，要提高澳門博彩業的競爭能力，關鍵還是在於澳門自己的努力。面對新加坡的開賭規劃將於二零零九年全面落實的競爭前景，面對周邊國家和地區也在蠢蠢欲動的潛在競爭威脅，各家獲得博彩合約的財團落實其投資計劃的進度，就更應搶時間、爭速度 ，按期在二零零八年之前完成。這樣，就可在新加坡二零零九年開賭之前，「先入為主」地對新加坡或其他有意開賭的國家及地區形成「反競爭」的能力。昨日，有兩個與博彩業有關的新項目出台。其一是特區政府批准，「澳博」與美高梅金殿超濠有限公司簽署轉批給合約，後者計劃投資九億美元在新口岸新填海區興建豪華級的賭場酒店。其二是香港上市公司嘉華建材有限公司收購「銀河」百分之九十七點九的股份，該公司除繼續持有位於華都酒店的銀河娛樂場之外，還將在未來五年內投資五十七億元興建四個新項目，包括在澳門市中心的離島的大規模發展項目。前者，是「強強聯手」；後者，是透過內部財務安排，而使「銀河」可以上市集資，增強實力。這都有利於進一步提高澳門博彩業的競爭能力，因而也就具有主動迎戰新加坡及周邊國家地區開放賭禁的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