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公安部常務副部長白景富日前在北京會見了由澳門特區政府保安司司長張國華率領的澳門保安代表團，並進行會談。雙方簡要通報及分析了內地及澳門近期的治安情況，就如何因應社會治安形勢的變化及經濟的發展，配合澳門博彩業發展及內地開放「個人遊」之後的情況，加強雙方有關部門的協調與合作等一系列共同關心的問題進行商討，尤其就如何在即將舉辦的第四屆澳門東亞運動會期間開展安保合作，及內地公安機關將會提供協助的有關事項進行了磋商。白景富認為，澳門即將舉行的東亞運動會，不但是一項體育盛事，而且也反映了澳門的繁榮穩定。公安部將在運動會期間的安保工作上，給予全力配合，並會成立專責小組負責與澳門警方跟進有關工作。隨後，公安部港澳台辦公室主任陳智敏與澳門保安司司長張國華分別率領雙方代表團，就東亞運期間的安保合作事宜舉行了工作會議，特別是在器材裝備支援、培訓、出入境管理以及情報交流等多方面進行磋商並達成合作共識。

保安司司長張國華率團的北京之行，及白景富副部長的一番談話內容，都顯示了澳門東亞運動會籌備工作中的安保部分，已經進入了「埋牙」階段。而且，由於有關澳門東亞運的安保工作，並非是澳門警方能獨力承擔，而是將會得到國家公安部的全力支援，故有關東亞運安保工作的籌備及執行，將會有公安部適度介入甚至是直接參與。

這種由國家公安部與澳門警方合作進行澳門東亞運安保工作的安排，既是在政治上由「一國兩制」方針和「澳門基本法」相關條文所決定，也是在業務技術上的實際需要。實際上，由於東亞運是屬於東亞地區的國際性體育比賽，具有涉外性質，這就注定了這項體育盛事的性質，已不是澳門特區的內部事務，而是澳門特區的涉外事務。盡管「澳門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區可在體育領域以「中國澳門」的名義，單獨地向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並可以「中國澳門」的名義參加不以國家為單位參加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但畢竟東亞運動會是在屬於中國領土的澳門特區舉行，這與「中國澳門」代表團出外參加國際性比賽的性質，已有很大的不同。為了彰顯中國政府對澳門特區的主權，是有必要由中央政府相應的主管部門參與其事並予指導的，安保工作也不例外。

倘若這屆東亞運也有「中華台北」代表團參與盛事，這又將會涉及到涉台事務。按道理，中央政府對台工作行政主管部門，也有權並有責任參與籌備及會務工作。畢竟，涉台工作與涉外工作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及範疇，不能混為一談。否則，就很容易自陷「兩國論」或「一邊一國論」的困局。

至於在業務技術上，雖然從國際社會的視野看，東亞運只是一個小型的國際性賽事，但從澳門特區本身的角度來看，卻是一個前所未有的超大型國際性賽事。參賽的運動員、工作人員及記者，來自幾個國家、地區，人員將會不少。而且，在國際恐怖主義橫行，某些參賽國家或地區可能會成為受襲對象，或是各參賽國家、地區之間可能會存在政治、風俗等方面的分歧或差異，或許會有摩擦的情況下，安保任務也就十分繁重，單靠澳門警方及其所擁有的設備，已難以勝任，也是需要國家公安部「出手」協助、支持的。

這是有先例在前的。實際上，北京支援澳門大型活動的安保工作，非自今次東亞運始，而是早已有之。這就是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午夜的澳門回歸大典，及翌日的慶祝澳門特區成立大會暨首屆特區政府主要官員就職宣誓儀式。由於有中葡兩國國家元首及政府首腦出席，也有聯合國和一些國家的貴賓前來觀禮，這就注定了這次活動的安保壓力，非常沉重，單靠澳門警方是難以承擔得起的。

然而，當時葡方卻出於對管治權〔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午夜之前〕的「尊嚴」，擺出一副傲慢姿態，拒絕中方提出的派出保安、警衛人員支援、參與移交大典安保工作的建議。後來，經過中方據理力爭，尤其是提醒葡方：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如果一旦出了事，將難以承擔責任，也難以向中葡兩國人民以至國際社會交代，這才使到葡方認識到安保責任的嚴重性，最終同意中方派出安保人員參與外圍警衛工作。當然，在政權交接之後，中國政府已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中央政府已具有「話語權」，中央派出的安保人員，也就更是可以理所當然、理直氣壯地執行有中央領導人出席的慶祝大會的警衛任務了。

同樣道理，由於第四屆東亞運是在中國的領土澳門舉行，故估計在其開幕式上，會有國家領導人出席，並與特首何厚鏵共同主持。這本身就決定了東亞運的安保工作，應當有中央派來的安保人員執行警衛任務。因此可以說，東亞運的安保工作，應是多層次的。既有宏觀的整個運動會及其全過程的安保，這是涉外型的，亦即這是由中央政府負責管理與澳門特區有關的外交事務，公安部作為中央相應主管部門，應當參與相關的工作﹔也有內務型的，如對出席東亞運的中央領導人的警衛。兩者都需要得到公安部的支援、合作以至直接參與，不是澳門警方就可獨自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