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通過第二任澳門基本法委員會組成人員名單僅僅二十天，該委員會尚未來得及正式開始工作，其中一位來自澳門特區的委員黃漢強便於今年一月十九日不幸病逝。盡管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批準澳門特區籌委會「關於設立澳門基本法委員會的建議的決定」〔一九九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並未對澳門基本法委員會成員出缺應否予以填補作出明確規定，而且在第一任澳門基本法委員會的任期內，先後有內地委員帥金城逝世，王光亞不再擔任主管港澳涉外事務的外交部副部長〔調任中國駐聯合國特命全權大使〕，陳滋英也在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的職位上退休，使後二人的「職務代表」身份也告喪失，但全國人大常委會也未予以增補，但由於第二任澳門基本法委員會的任期才剛開始，而澳門委員更是來自實施「澳門基本法」的第一線，故黃漢強的遺缺，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以澳門基本法委員會的正常順暢運作起見，都是應當及時予以增補的。

在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先後三個會期後，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二００五年七月一日〕通過補充任命名單，補充任命崔世昌為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對比於第一任澳門基本法委員會的內地委員出現空缺達兩年多的時間，全國人大常委都未有予以填補，而第二任澳門基本法委員會一有澳門委員出現空缺，僅隔了五個多月便決定補充任命，這應可從某個角度上反映了中央對澳門基本法委員會的工作，及對澳門特區全面、準確地實施「澳門基本法」的高度重視。

崔世昌的獲補充任命，使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全體委員的平均年齡值，有所下降。本來，全國人大常委會在作出第二任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的任命決定時，就很注意到其委員的「年輕化」問題。實際上，就其中的內地委員而言，王振民、張曉明、李飛等委員，都是青壯派，比他們所分別接替的蕭蔚云、陳滋英、帥金城等，在年齡上起碼是年輕了一輪。但由於澳門委員全部留任，他們比五年前被任命為第一任委員時已增長了五歲，故王振民、張曉明、李飛等委員的「降低年齡」效應，就被此因素完全抵銷。由此，比黃漢強年輕十六歲的崔世昌填補其空缺，應可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回這個「損失」。

崔世昌獲澳門特首何厚鏵、澳門特區立法會主席曹其真、澳門特區終審法院院長岑浩輝聯合提名、全國人大常委會補充任命為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應是適當人選。這不單止因為崔世昌是澳門立法會議員及全國政協委員，具有較強的代表資格，而且還因為他曾任澳門基本法諮委會常務理事，澳門特區籌委會委員，及澳門基本法協進會副理事長，而現在又出任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理事長，應是對「澳門基本法」具有較深的認識，在履行澳門基本法委員會的任務──就「澳門基本法」第十七條、第十八條、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百四十四條實施中的問題進行研究，並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供意見──時，就應是專業對口，駕輕就熟。

本來，以澳門特區生活著一群葡裔居民的現實，為了凸顯澳門的回歸和「澳門基本法」的實施，也得到這些葡裔居民的擁護，中央政府也是依據「澳門基本法」第四十二條的規定，重視和照顧葡裔居民的政治權益，使「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在國際社會的形象更為絢麗鮮明，在提名及任命澳門基本法委員會的澳門區委員時，能考慮安排葡裔居民，那就更為理想。但很遺憾的是，在葡裔居民中，也真的是找不到完全符合資格者：要不是具有社會地位及專業能力者，卻不是中國公民；要不就是在已選擇加入中國籍者，卻又不具社會地位及專業資格。比如，也是澳門特區立法會議員，並在澳門基本法推 廣協會中出任副會長的歐安利，就並非是中國公民〔這從他未名列澳門區全國人大代表選委會委員名單中，可以推算出來〕，而未能符合出任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的資格。實際上，上述全國人大「關於批□澳門基本法草委會關於設立澳門基本法委員會的建議的決定」就規定，澳門基本法委員會的澳門委員，必須是由在外國無居留權的澳門特區永久性居民的中國公民擔任。全國人大對澳門基本法委員會澳門委員資格作此規定，是符合國家主權原則的。這是因為，基本法委員會是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下設的工作機構，其委員不是名譽職務，而且在工作中會涉及到國家的機密，而保守國家機密涉及到對國家的效忠問題。在法律上，只能要求中國公民效忠自己的國家，故由在外國無居留權的澳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這是該委員會的性質所決定的。這也是澳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依法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的具體體現。

在黃漢強的「訃告」及「悼詞」中，都強調了黃漢強「為人正直，光明磊落，敢想敢言，服務社會，培育後輩，扶掖精英，貢獻良多」。我們企望著，填補黃漢強空缺的崔世昌委員，也能繼承黃漢強的這一寶貴精神，尤其是「敢想敢言」這一點。現在澳門特區確實是欠缺既擁護「澳門基本法」，又擁有一定參政議政專業水平，更具有」敢想敢言」精神，並能準確掌握好分際的人才。希望崔世昌委員能扮演好這種難得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