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陸委會」在兩岸關係事務議題上，作出了兩個各走極端的決定：一個是向誠意和善意方向發展的決定，就是在下午四時，與北京國台辦同步宣佈，從二００六年一月二十日至二月十三日〔共二十五天〕，實施春節包機。並在今年春節包機的基礎上，增加航點〔廈門〕、班次並擴大乘搭對象，即在原來的台商及其眷屬的基礎上，擴大至其他持有兩岸合法出入境証件的台灣居民。也就是說，前往大陸探親、旅遊、公幹及就讀…等的台灣居民，均可乘搭春節包機航班飛機往返兩岸。另一項則是朝向不利於兩岸關係良性發展的決定，「陸委會」副主委劉德勳在每周例行記者會上宣佈，有關中台辦主任陳雲林等人率團前往台灣出席「國共論壇」的入境申請，經「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召開「聯審會議」後決定，不予許可。
台灣當局對兩岸關係事務的這兩項議題，採取了兩個極端的態度，既是反映了其「有利於己」的議題開放「綠燈」、「不利於己」的議題就亮起「紅燈」的實用主義和極端利己主義心態，也是折射了台灣當局對非涉政治議題「從寬」，對涉政治議題則「從嚴」的處理「尺度」。與此同時，還凸顯了台灣當局仍在頑固地阻攔兩岸關係向前發展，而且對大陸繼續抱持敵對態度，恐懼陳雲林到訪將會擴大「胡連會」、「胡宋會」的效應，並使「胡四點」在台灣島內更深入人心，而不利於其鞏固統治基礎及繼續推行「去中國化」分裂路線。
實際上，春節包機已有兩次實施的基礎，受到廣大台商的歡迎，台灣當局也因此而遇到擴大航點和乘搭對象的壓力。倘若停辦，必定會惹起廣大台商強烈不滿，使已因高捷等弊案而氣勢受挫的民進黨當局，更形雪上加霜。相反，在「三合一」選舉之前宣佈春節包機事項，尤其是將乘搭對象擴展至所有持有合法出入境証件的台灣居民，卻是有助於民進黨當局改善形象，從而有利於民進黨當局紓緩選舉壓力，爭取大陸台商和中間選民的選票。因此，民進黨當局斷無「托手（月爭）」之理。相反，是巴不得在選前就能達成共識並予宣佈，以俾能對自己低迷的選票造成「沖喜」、「加分」效果。因此，採取了以下兩項措施，力促春節包機能趕在投票日之前達成協議：一、在估量客運包機常態化及節日化和客貨運包機磋商同步進行，在目前階段條件仍未成熟之下，就決定將春節包機與客貨運包機的磋商分割開來，全力推動難度較低的春節包機；二、以「方便台商提前訂座」的合情合理訴求為由，鼓動北京同意在十一月中旬亦即「三合一」選舉之前進行春節包機磋商並達成共識。
結果，台灣當局如願以償。以「單純業務觀點」審視這一共識的「台北市航空運輸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范志強，就聲稱提早十個星期公佈，對於旅客和航空公司都是相當大的便利；而取消身份限制，有助於航班及客源的安排，可解決單向性的問題，亦即也可搭載一些觀光客。而真正樂在心頭而又不敢聲張的民進黨當局，則會從「政治角度」來評估這項共識給他們帶來的「利多」因素：對於因受高捷等弊案影響致其形象嚴重受損的黨、府、院來說，可因此而使其形象得到非小的修補。而且也可向整日催促恢復兩岸談判的美國人有所交代。當然，在眼前而言，也有利於拉抬正陷入低迷的該黨的選情。
但民進黨當局可能未有想到，或是雖已想到但比較起來自己同時也是受益者的是，春節包機擴大航點和乘搭對象，更將會使廣大台灣同胞親身感受到胡錦濤「只要是對台灣同胞有利的事情，我們都會盡最大努力去做，並且一定努力做好」，及全面貫徹落實「胡連會」、「胡宋會」所達成各項共識的善意和誠意，因而對全面、深入和加快兩岸關係發展，抱有更為迫切的願望，進而形成要求台灣當局撤除障礙、全面開放的強大壓力。至少，就眼前的春節包機議題而言，隨即而形成的輿論，必然是呼籲台灣當局盡早進行客貨運包機，將兩岸包機的乘客對象擴展至大陸同胞，及航機免繞香港飛航情報區以至進行兩岸直航磋商的壓力。
至於台灣當局對陳雲林入境申請「不予許可」的決定，其實是在人們的預料之中。實際上，本欄日前便從陳水扁、「陸委會」所祭出的以王金平赴「APEC」換取陳雲林赴台，吳釗燮到大陸與民運人士座談來交換陳雲林赴台，以及陳雲林赴台前必須先經兩岸協商等花招，揣測台灣當局早就已經決定，拒絕陳雲林的入境申請。因為既然明知北京不可能會接受上述條件，就偏是將之抬出，這就將會獲得「得了便宜還賣乖」的效果：既能阻攔陳雲林赴台，又可將責任推給大陸方面。這不，昨日劉德勳在記者會上就聲稱，台灣當時兩度請海基會去函對岸，希望做制度性、周延性的意見交換，但未獲積極回應，因而「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聯審會決議此案「不予許可」。
但人們仍意想不到的是，台灣當局除了對陳雲林「不予許可」之外，連同中台辦其他官員和大陸專家學者的入境申請，也一併「不予許可」，亦即是將整團人詠綁在一起處理，而不是將陳雲林與其他團員分開處理。這樣做，比原來的預想更為嚴重。可見台灣當局對於兩岸民間互動中帶有政治性質的議題，是堅決打壓，而不管其是否合理合法。否則，即使是拒絕陳雲林入境，但仍許可其他團員赴台，他們與中國國民黨進行「國共論壇」，也等於是將享有「公權力」的台灣當局晾在了一旁。這對整日價喋喋不休地強調自己享有與對岸同等「公權力」的台灣當局，當然是具有極大的心理威脅。而且，倘「國共論壇」能順利地在台灣進行，也必將會對台灣的政治生態產生重大的衝擊，不利於民進黨當局實現爭取長期執政的意圖。
當然，在條件尚未成熟之下，中台辦要組織一個規格很大、陣容很強的代表團赴台灣，是否也犯有「躁進主義」的錯誤，也值得檢討。現在回頭反省，如果當時的計劃是由李炳才、孫亞夫領軍，也不是安排幾乎是「傾巢而出」的中台辦各局級官員參與，而是多些涉台學者專家，可能台灣當局就不至於「振振有詞」地予以反對。毛澤東就說過，「指導戰爭的人們不能超越客觀條件許可的限度期求戰爭的勝利」。實際上，倘若二００八年「總統」選舉泛藍能實現第二次「政黨輪替」，不要說陳雲林能赴台，就是胡錦濤要到台灣訪問，也將完全不成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