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觀塘裁判法庭昨日按原定時程第三度開庭，審理被香港警方控告「非法集會」的十四名反「WTO」部長會議示威人士。但在開庭之前，律政司突然以在認人環節無法被指認出來，起訴証據不足為由，撤銷對包括台灣大學生李建誠在內的十一名被告的控訴，而法官則判決李建誠等十一名被告無罪並當庭釋放。李建誠隨即舉行記者會，說明情況並感謝各方關懷、援助，並將於今日在父親陪同下返回台北。

香港律政司以「警察在認人環節無法指認」的藉口，撤銷對李建誠等人的控訴，是一個聰明的政治及技術安排。在政治上，既維護了香港的法治，又避免損害中韓及港台關係、刺激台灣當局。在技術上，並沒有因為宣判李建誠等人「無罪」，就否定了警方的鎮暴及拘捕涉嫌「非法集會」的李建誠等人的行動。因此可以說，這個決定已不單止是司法決定，而且也是一個政治決定。是以政治效果考量來決定司法仲裁，頗有當年律政司為了顧及社會效果而決定不起訴胡仙的影子。另外，司法當局雖然以「証據不足」無罪釋放了十一人，但仍有三人仍以「未經授權集會」罪名起訴，也頗有在內地平反改正「右派」時，仍留下幾條「尾巴」，以示「反右」正確，只不過是「擴大化了」的味道。

實際上，香港警方針對去年十二月十七日灣仔爆發的反對「WTO」部長會議的騷亂事件，拘捕了逾千名示威者，經甄審後最後確定起訴其中的十四人，是捍衛香港法制，維護社會秩序，保障「WTO」部長會議安全順利進行的正義行為。否則，所引起的種種負面效果，包括香港法制尊嚴受到損害，香港的管治變成無政府主義，及因「WTO」部長會議受到破壞搗亂而致使香港國際形象被「抹黑」等，都是十分嚴重的。

然而，這次演變成騷亂的示威活動，有其特殊的背景，是世界各地的反對　「WTO」人士針對「WTO」會議上演的「例行劇目」，而且他們的表現已比在西雅圖等地的暴亂性質已有所收斂。因而又不能機械式地將之視為「刑事騷亂」，尤其是作出的懲罰處分不能嚴苛於西雅圖等地法庭的「罰款了事」，否則將會在國際上引發不良觀感。因此，警方在拘捕了一千一百三十二人之後，經甄審後釋放了絕大部份，只是起訴其中十四人的做法，是相當明智、克制的。

我們說，這宗反「WTO」部長會議示威騷亂案，具有「特殊」背景，還基於以下的兩個西雅圖等地所無的特殊因素：一、在被起訴的十四人中，有十一人是韓國人。而在目前日本軍國主義有所抬頭，美國正與日本構築遏華包圍圈的背景中，韓國將可起到有效的緩衝作用。因此，作為中國領土的香港特區，在堅持司法獨立的同時，也應顧及國家政治利益，不應因「懲罰騷亂」的小事，來衝擊國家安全的大局。二、在被起訴的十四人之中，有一人是台灣大學學生李建誠。倘若重判甚至只是判決李建誠「罪名成立」，都將會對已經有點並不順暢的港台關係，造成傷害，從而延伸影響兩岸關係健康發展，不利於「寄希望於台灣人民」政策的落實。何況，李建誠是一位在學學生，國際慣例對於「學生運動」脫軌的處理，均是以從寬以輕為主。因此，實在是不宜過於拘泥法律條文，並將學生在參與政治性質集會上的脫軌行為，當作是一般成人的刑事犯罪行為處理。

應當說，香港律政司對李建誠的予以撤銷起訴處理，除了是出於上述政治因素考慮之外，還帶有「彌補與馬英九關係」的意味。實際上，在李建誠被起訴之後，除了「陸委會」及其下屬的港澳處、香港事務局〔對外稱「香港中華旅行社」〕，一方面保持克制，另一方面又積極搶救，做了大量工作之外，馬英九以台北市長身份〔李建誠是台北市民〕，運用其人脈關係，進行了營救活動。馬英九的人脈關係，主要有兩方面。一是他在台灣大學法律系讀書時的香港僑生同學，其中有人現已是香港的大律師，既能溝通香港政府及警方，又可運用其精通的香港法律專業知識與當局斡旋；其二是馬英九的台北市長辦公室主任鄭安國，因他曾先後出任「陸委會」港澳處長和香港中華旅行社總經理，廣結香港政、法、學、商界人緣，在營救李建誠的過程中，他調動了這方面的有利因素，在與港府的溝通中，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因此應當說，香港特區政府這次是向馬英九給足了面子〔當然也是向「陸委會」的兩個下屬機構給足了面子〕，可在一定程度上，補償、撫平了馬英九一個星期前仍在耿耿於懷的「被香港拒絕入境」的不平心理。香港特區政府宜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向馬英九表達善意和誠意，盡快恢復「雙城論壇」，並邀請「香港仔」〔馬英九自稱〕、「香港腳走香港路」〔陳水扁對馬英九的攻訐〕的馬英九訪問香港。倘按原定程序，恢復了的「雙城論壇」的第二輪是應在台北市舉行的話，香港特首曾蔭權乜宜欣然前往。倘因服從中央政府對台鬥爭的需要而暫時不能赴台，也宜派出適當人選前往。沒有理由，連時任中國國民黨主席的連戰，都可以訪問大陸並與中共總書記會晤，而台北與上海的「雙城論壇」也都可以如常進行，但中國國民黨的現任主席馬英九就不能訪問香港〔嚴格來說，是享受「香港基本法」所賦予的權利，探訪自己的出生地〕，及實施「一國兩制」的香港卻是未能復辦「雙城論壇」，大不如於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上海。

香港特區的這一事件，對澳門特區具有很有意義的啟迪作用。一方面，倘日後澳門有機會承辦類似「WTO」部長會議的國際性會議，遭遇示威活動時，澳門警方也宜在維護法治及治安、保護會議安全的同時，對受拘控者予以從寬從輕處理，執法及司法機關不宜死摳法律條文，而應當多考慮社會影響問題。既要維護程序正義，又要彰揚實體正義。另一方面，在遇到涉台的突發事件時，更應審謹小心處理，多些從澳門特區必須向台灣垂範「一國兩制」方面考量，不要因某些小失誤而致刺激台灣當局，從而牽連影響兩岸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