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著代表工人利益的立法會議員關翠杏對政府職業轉介服務機制的質詢及勞工事務局局長孫家雄的回覆，引發了一場很有意義的討論。這就是：政府部門是否適宜繼續擔任職業轉介服務的角色？澳門特區是否有必要建立政府與民間合作的職業轉介服務職制？

關翠杏在質詢中，根據經濟財政範疇「施政方針」所列舉的數字，提出「在本澳勞動力如此緊缺的今天，為何成功轉介的數字竟只佔獲安排見工人次的百分之三點三？」的疑問並就此進行質詢。唯也是從這項質詢中，折射出連工人利益代表也承認了目前澳門特區勞動力市場呈現了「勞動力如此緊缺」的態勢。這是一個重大而又實事求是的思維定勢轉變，但可能也將會嚴重制約工人利益代表日後對「失業率高」及「輸入外勞」問題進行「嗆聲」的合理性和正當性。

正如關翠杏所言，她所列舉的到勞工局登記求職人士及獲安排見工人次，以及成功轉介人數等數據，是引述自經濟財政範疇的「施政方針」。而作為工人利益代表，關翠杏只是列舉工人求職一方的數據，也是合情合理、無可厚非。但問題是，無論是關翠杏的質詢，還是這項質詢所援引的經濟財政範疇「施政方針」所列舉的數據，都陷入了「單方片面」的盲區。那就是，並未開列僱主到勞工局登記欠工及招工的數字，及勞工局據此而安排僱方與求職人士見面人次，以及由此而成功轉介的數字。盡管後兩項數字與求職人士獲安排見工人次及成功轉介的數字可能會是「同步」，但僱主登記欠工及招工的數字，則肯定與登記求職的數字，是「各有各精彩」。因此，只強調其中一方面忽略了另一方，都有失諸於全面、客觀，亦即有「片面」之虞。何況，以「在本澳勞動力如此緊缺的今天」計，很有可能是僱主前往勞工局登記欠工及招工的數字，大於前往勞工局登記求職人士的數字。如以登記招工數字除以成功轉介人數，可能更為凸顯「勞動力如此緊缺」的現象。

就以敝報為例，曾多次向勞工局登記欠工及招工，工種包括編輯、記者、電腦打字及校對。勞工局也有轉介了幾位求職者的資料，但由於並不符合出任上述職位的文化條件〔年齡條件已大為放寬〕，而無雙方見面的可能，因而配對成功率是「零」。相反，敝報曾向工聯總會的職業轉介中心登記招請記者，獲安排見工並「一拍即合」，成功轉介率為百分之百。但可惜，在前段時間的「挖角潮」中，這名頗為稱職的記者，已被「挖角」它往。

因此，「成功轉介率」之低，並不等於是勞工局的職業轉介機制出了問題，而有可能是求職人士本身的文化、技術甚至是年齡等條件，並未能滿足用工單位的要求。這就凸顯了本澳目前失業現象的性質，是屬於「結構性失業」，是經濟轉型之下出現的新問題。單靠勞工局的職業轉介服務機制，已不能完全解決問題。

何況，正如孫家雄局長在回覆函中所言，一些前往勞工局進行求職登記的人士，並非是「真正尋找工作」，而是他們為了向某些政府部門申請發放福利或津貼而作出的「滿足申請條件」操作，因而他們的求職登記是屬於「假動作」。因此，所謂的「獲安排見工率」及「成功轉介率」，是含有「水分」的。盡管可以將之作為參考依據，但也不能全然相信。

同樣，即使是被經濟財政範疇「施政方針」及關翠杏質詢稿所疏漏的用工單位向勞工局登記欠工及招工的數字，由於其中有部份是登記單位為了配合申請輸入外勞程序而作出的真假難辨的動作，故它與成功轉介人數之間的比率，也一樣是含有「水分」。

因此，勞工局的這項「轉介服務機制」的存在價值，也就存疑。越是「勞動力如此緊缺」，越是「結構性失業」性質明顯，越是「有工冇人做」，寧願去做自由自在的「車仔黨」或領取各種津貼而不願進入具有一定紀律性的企業工作的情況嚴重，「轉介服務機制」的效率就越低，甚至是其成功率將會趨於「零」。

在此情況下，倒不如若孫家雄所言，另行建構「自助就業選配計劃」機制，甚至是將用於「職業轉介服務」的人力物力，轉為對登記求職者進行職業培訓及扶助難以就業的弱勢群體之用。其中前者，除了是孫家雄所提及的參考香港、新加坡經驗，將政府職業介紹中心發展為就業服務平台之外，也可由政府與民間職業介紹所聯絡合作，亦即政府部門將前往登記求職或招工的資料，轉介給民間職業轉介中心處理。讓有償服務的民間機構充分發揮其積極性，主動、認真地進行「配對」安排，使之成功率越高，創收就越多。在創造服務價值的同時，也成功地配對轉介更多的就職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