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一日由八個工會團體發起和組織的「削減外勞，驅除黑工」遊行示威的脫序演出，幾乎可說是二０００年失業工人失序遊行釀成騷亂的輕型「翻版」。實際上，兩次遊行所觸發的警民衝突，都是因為遊行者不按照原訂遊行路線，要進入市區心臟地帶，而警方則予以阻截而引致。所幸的是，六年前的那場遊行，警方出動了胡椒噴霧劑及催淚彈等鎮暴工具，而前日警方則基本上是以文裝方式予以勸阻，未有使用武力，這是兩次工人示威遊行事件較為明顯的不同處置方式。但其實還有一個更具深意的差異，就是兩年前的那場工人遊行示威，其訴求較為單純，只是反失業、反輸入外勞而已，是屬於經濟利益性質的訴求。但前日的遊行，有參與者手持的由組織者預製的標語牌，竟有「打倒」某位政府官員的內容，顯示遊行的訴求已不單止是經濟利益層次，已摻上了某些政治意圖。實際上，在遊行過後，有遊行的組織者及參與遊行者公開聲稱，澳門之所以發生此類激烈的街頭抗爭行動，是因為澳門至今尚未有實行普選之故。再聯想到特首何厚鏵曾公開披露某些遊行活動的參與者有收受金錢，而坊間也有某些新興社團在領受到境外財政資助後，倘不進行一些「可出鏡」及「有影響」的街頭行動，就將難以向其「金主」交代的傳聞，甚至有說是遊行示威要挑戰特首何厚鏵的管治權威，這就更顯得今年以來的一些遊行活動，其實質已披上了一層政治意涵。

即使前述的「政治質變」傳聞是「捕風捉影」，八個工會團體在組織及指揮五月一日遊行的過程中，仍是有不少值得檢討之處。其一，是誠信破產。本來在遊行之前，組織者已與警方研討並承諾了不進入市區核心地帶的遊行路線。但在遊行過程中，卻是私自改變遊行路線，並不聽警方勸喻，強行進入核心市區。而這幾天正是五一黃金周，大量內地和港台居民到澳門旅遊，這正是新馬路一帶店舖的發財良機。但為防避發生搶掠，在警方勸喻之下，都拉閘停止營業一至兩個小時，「見財化水」。而遊行人士與警方發生肢體衝撞，甚至佔據新馬路靜坐，也給「五一黃金周」帶來不和諧景象，甚至是阻礙交通，令到一些趕船的港客耽誤船期。結果，遊行人士是享受到自己的遊行示威自由和權利了，卻妨礙了大多數人的自由、權利甚至是商業利益。其結果，就正如也參與遊行的吳國昌議員所言，不利於工人爭取權益。

其二，是不自量力。遊行的組織者既然號稱將有五千人參加遊行，這在較為穩定的澳門來說，已是屬於大型群體活動；也既然明知參與遊行的人士，有不少人的文化程度和公民意識均較低，具有「不可操控性」，故組織者必須先行掂量自己是否有能力控制好整個遊行過程不會脫序。倘答案是相反的話，就宜降低遊行規模，以利於控制。否則，倘發生脫序意外，即使不是組織者的本意，人們也將會把「賬」算到組織者的頭上。這對組織者來說，未必公平，但確也是必然規律。實際上，在前日遊行過程中，從有參與者與警員發生肢體碰撞，到有參與者高呼「差人?槍」、「差人打人」，都起了煽動作用，陷組織者於不義。

當然，政府方面也並非完全沒有教訓和責任。本來，特首何厚鏵是很重視部份失業工人的訴求中的合理部份，及有關「五一遊行」的訊息的。因而除了親自接見工聯總會負責人，及委托行政會成員會見市民代表之外，還多次在不同場合，宣佈政府將調整輸入外勞政策，嚴禁不合理的輸入行為，確保維護本地工人利益。這在一定程度上紓緩了部份工人的不滿及躁動情緒，如工聯總會就公開宣佈，在五月一日將不會組織及參加遊行示威。另外，據說何厚鏵還向警方訓示，必須作最大程度忍讓，這也是五一遊行過程中警方沒有用鎮暴器械，避免了矛盾激化的因由。

但似是仍應了「強特首，弱官員」的那句老話。在面對工人遊行這個多年難得一遇的重大群體事件之時，一眾本應站出來作疏導化解工作的各部門官員，除保安司長張國華確是因公幹外出之外，其餘各人都是以「五一放假」為由，或「按章工作」，或是「避得就避」。於是，除了警方在維持秩序外，未見其他部門的官員進行危機處理，連說明政府立場的新聞稿也未見有發放，及未為政府擔當好政治化妝師，更遑論有相關主要官員作出反應了。這也就難怪，遊行者批評政府不傾聽他們的聲音，並聲稱這正是他們要組織和參與遊行，以表達自己心聲的動因所在。總之，當日除了警方在履行責任之外，幾乎等於是公權力淪喪。倘若日後發生更規模更大、性質更複雜、以至將會危害特區政府管治權威的其他什麼群體事件時，政府公權力仍是如此的不彰顯的話，特區政府的管治權威，就將是真正地受到挑戰，並將會發生類似「顏色革命」的事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