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一」遊行後的第一個工作日，統計暨普查局公佈了幾組統計數字。其中的「首季失業率百分之三點九」，「建築業和酒店業的失業情況有好轉」，及「建築工人平均日薪增加，且已經連續七個季度保持上升」這兩組統計數字，目的性甚強，似有專門針對部份參與「五一」遊行的人士關於「失業情況嚴重」、「本地建築工人被外來勞工剝奪就業機會」、「建築工人薪金不升反跌」等的指責、訴求，作出回應及澄清之意。

　　實際上，綜合各方面資訊來源判斷，參加「五一」遊行的人士中，有相當一部份是建築工人。據說情緒焦躁、表現失控的，也主要是以中壯年的建築工人為主。他們在遊行的過程中，除了提出前述的指控之外，還指責各大型建築地盤充斥著黑市香港建築工人，但當有關部門前往地盤查緝黑工時，這些黑工都事先獲通風報信而逃逸，這又是涉及到了本地建築工人的就業權益。

　　看來，目前本地工人與外勞、「黑工」之間的矛盾，雖是普遍存在於各行各業之中，但仍是主要集中在建築領域。而之所以會產生這種現象，除了是僱主以追求最大利潤為目標的習性在起作用外，似也是與某些客觀原因有關。比如，澳門建築工人欠缺大型建築地盤所需的較高要求技能；又如，大型建築地盤是由香港建築公司承建，這些公司習慣使用配合度較高的香港建築工人；再如，由於近來外地僱員申請個案大增，導致審批效率趕不上實際需要，地盤僱主在工期急迫之下，只得被迫讓尚未獲僱用許可的香港建築工人「提前」到位上崗，而成為「黑工」 …等。因此在此意義上，說是地盤僱主要藉僱用外地僱員來榨取「最大利潤」，也不盡然。因為按統計暨普查局所公佈的統計數字及香港無線電視台所製作的專輯所示，建築技工的薪酬已大幅提升，而香港建築技工的薪酬又遠高於澳門建築技工。既然是要「榨取最大利潤」，為何僱主寧願要聘請薪酬較高的香港工人，而捨棄薪酬較低的澳門工人？看來關鍵的原因是在於香港工人的技術條件較好，適合於大型建築工地，且勞動紀律及施工配合度也較佳。相信，倘若澳門的建築工人也具有此等條件，地盤僱主從「獲取最大利潤」出發，當然是樂意於聘請薪金較低的澳門建築工人的。實際上，一些對技術要求並非是那麼嚴格的工種，地盤僱主也是樂意於聘請本地工人的。比如，一位曾在敝報工作了近十年的司機，最近就成功「跳槽」，到了威尼斯人的地盤擔任混凝土車司機，害得敝報的編輯、記者、電腦編排等人員，在深夜下班後無公司車乘坐回家（此時公共汽車已收班）。

　　因此，倘若統計暨普查局的這兩組統計數字，是在「五一」遊行之前公佈，並透過「加強宣導」方式，如購買澳門電視台的廣告時段，及在澳門電台和各平面媒體中以「置入性行銷」方式處理，並在街頭某些私人企業設置的大電視屏幕板上播出，相信某些建築工人在「五一」遊行中所提出的指責和訴求，其正當性就會相對減弱。

　　這就是澳門特區相關行政部門危機意識及危機處理手法相對較為薄弱的特徵。本來，「五一」遊行是一宗「事先張揚」的遊行，遊行人士的訴求，人們也早已耳熟能詳。如果能及早地對其合理部份作出善意的回應，並對其不盡合理的部份予以解釋、澄清，相信相關的街頭群體抗爭行為對行政當局的衝擊和影響，就能有所消降。

　　實際上，特區各相關部門對於這次「五一」遊行，普遍地存在著忽視、逃避心態。本來，這場遊行是一場「事先張揚」的行動，各相關部門都應及早介入，作好預先消解工作的。但是，除了特首何厚鏵、經濟財政司長譚伯源，和勞工事務局長孫家雄在事前有所表現，及治安警察局有所部署之外，各個應當發揮作用的政府部門，卻都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五一假照抖，工資照逗，按章工作態度照舊」，毫不作為。這與世界各地的政府部門，不要說是對待「事先張揚」的遊行示威活動，即使是應付突然發生的意外事件，與維持秩序、回應群體活動訴求、醫療搶救、談判交涉、工程搶險、新聞發佈 …等有關的部門，都能即時派員集結，交由緊急應變機制來統籌指揮的情況相比，差距實在是太遠了。

　　因此，澳門特區政府對今次「五一」遊行應當吸取的教訓，其中一個就是面對日趨複雜的社會形勢，宜盡早設置突發事件應急機制，及即使在平時也應設置類似「心戰室」之類的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