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門特區政府舉辦中國首個「文化遺產日」的活動中，拆卸「藍屋仔」的問題成為坊間熱議話題。無論是民間議論，還是社會輿論，以及相關社團的言論，都幾乎是「一邊倒」地反對拆卸「藍屋仔」，並建議社工局仿效旅遊局的模式，遷出「藍屋仔」，另行覓地辦公。－－或是租賃商業大樓，或是覓地興建專用辦公大樓。而作為澳門幾代人集體記憶的「藍屋仔」，則不但是必須繼續保留，而且還應讓其發揮更具豐實內涵的功能，如作為澳門社會救濟／福利工作歷史及成效的展示場館。倘此，說不準號稱為「博物館之城」的澳門，又將增添一座「社會工作博物館」。

　　有趣的是，在「文化遺產日」活動期間，圍繞著拆卸「藍屋仔」問題，不知是記者們沒有機會遇見相關官員，還是記者們遇見了相關官員而未有詢問，故人們聽不到最具發言權的社會文化司司長崔世安、文化局局長何麗鑽的表態，也聽不到曾在向外地宣介「澳門歷史城區」最為積極的旅遊局局長安棟樑發表言論。只是有拆建「藍屋仔」的直接利益相關者－－社會工作局局長葉炳權，回答了記者們的詢問。

　　葉炳權的談話內容，歸納起來有四點：一、「藍屋仔」未被列入「文化遺產清單」內；二、「藍屋仔」問題是大家價值觀念不同的問題。三、「藍屋仔」的拆建工作將按原計劃進行；四、但當局也將會考慮社會各方意見、實際需要及法律精神。葉炳權的這四點主張，其中至少有兩點是值得商榷的。其中，「藍屋仔」未被列入「文化遺產清單」之說，並不構成可以任意拆卸具有文物價值或藝術價值的建築物的借口。一方面，於一九九二年修訂的「建築文物名單」，並非完全合理，並未完全反映全澳居民的最大民意。如同樣具有建築藝術價值的葉挺將軍故居、「國父紀念館」等，就未收錄進去。因此，孫中山先生當年在澳門進行革命活動的遺址，如「中西藥局」、「鏡海叢報」、「濠鏡閱書報社」等，均已遭拆卸，空餘遺恨。如果葉局長的理由成立，葉挺將軍故居等未被列入「建築文物名單」的紀念建築物，倘其業主願意，也同樣可以拆卸重建。不但是有愧於新、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民族解放鬥爭的革命先輩，也有悖於進行愛國愛澳教育的需要。另一方面，正如許多民間言論所指出的那樣，「藍屋仔」雖然未被列入「建築文物名單」，但其在從作為救濟處辦公地點的那一天起，就已成為全澳居民的集體記憶，見證了澳門地區的社會福利工作，也救助了不少弱勢社群家庭，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象徵。而在澳門特區仍然存在弱勢群體，特首何厚鏵也提出構建和諧社會、提高居民綜合生活品質的重大施政決策之後，有關當局卻要鏟除這個具有象徵意義的建築物，重建十四層高大樓，在潛意識上有擴大強、弱勢群體差距的傾向，導致弱勢群體家庭在感情上受挫。倘若保留下來，將之改為「社會工作展覽室（或博物館）」，則會對強化全澳居民的集體記憶，更為自覺地認同及支持特首何厚鏵構建和諧社會、提高綜合生活品質的施政方針，有加助作用。

　　其實，由於歷史的原因，澳門地區的經濟、文化及行政設施幾乎全部集中在中區一帶，而北區則幾乎是「空白」一片，這本身就是富、貧懸殊及強、弱勢群體「壁壘分明」的重要表徵　。因此，房屋局和勞工局遷往北區辦公，就是平衡、縮小以至消滅南北差距的重大表現，也是落實特首何厚鏵「以民為本」施政理念的實際行動。而社工局的主要服務對象，也大多是聚居於北區。既然社工局有擴大辦公面積及集中辦公的需要和設想，就應趁此機會，順勢為之，像房屋局、勞工局那樣，遷到北區辦公，就近為有需要的居民服務。因此，應將改建十四層高大樓的經費，改為在北區覓地興建。由於不受須遷就「藍屋仔」現時外形及周邊環境的限制，說不定在北區興建的新社工局大樓的外形、面積、間格，更符合社工局的辦公需要，更為有利於社工局改善辦公環境，提高行政效率。

　　葉炳權說，當局會考慮社會各方意見。而現在社會上以各種形式表達的意見，幾乎是「一邊倒」地反對拆卸「藍屋仔」，就值得他認真考慮。如果葉炳權認為這只不過是「少數人意見」，相信只要相關團體進行大、小規模的街頭問卷或電話調查活動，反對拆卸「藍屋仔」的意見，仍將會佔大多數。－－既然葉炳權有「考慮社會各方意見」之說，相關民間機構和團體，也宜好好地把握此一機會，進行民意調查甚至是徵集簽名的活動，向葉局長展示「社會各方意見」，促使其向民意負責，不要上演當代的「葉」公好龍。。

　　當然，「民意」這個工具，葉局長也可以使用。但只要是客觀中立，不帶任何傾向式引導，我們也樂見社工局主持公辦民意調查，由「社會各方意見」來決定「藍屋仔」的存廢。但有一點必須強調的是，絕對不能再象年前「醫療制度改革報告」諮詢期間，有人在一夜之間竟然可以拿出數萬個「支持簽名」那樣，搞些明顯地是「造假」的小動作，失信於民，而且也有觸犯刑律之嫌。因為按照《澳門刑法典》中的「偽證罪」，及《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第六篇「紀律制度」的規定，以偽造文件來欺詐公共行政部門及社會大眾，不但是觸犯公共行政制度法律，而且也是刑事犯罪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