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何厚鏵日前在經濟委員會及人力資源委員會聯席會議上的談話指出，面對社會噪音愈來愈多以及新的政治生態環境的初現，有些人是以將政府推向對立崖邊，來從中謀取本身的政治利益。為此，不應讓少數人的聲音去主導澳門發展大局。要使到澳門整體健康發展，其中一個要素就是要確保正確的社會價值。
在這段話中，何特首談到了兩個問題：一、有少數人意圖以經常主動發放言論的「量變」，去推動實現掌握社會價值主導權的「質變」，從而製造政府與市民的對立，從中攖取政治利益；二、特區政府已覺察到此問題，正努力設法進行反制，力爭奪回輿論的主導權和主動權，引導社會輿論和民眾的社會價值觀，朝著有利於澳門整體健康發展的方向發展。
這就揭示出，特區政府終於明白和覺察到把握輿論導向的重要性了。實際上，輿論的作用，如一句成語所指的那樣，是「水能載舟，也能覆舟」。正確及健康的輿論導向，能使「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偉大事業順利展開，促進社會和諧及繁榮穩定，有利於特區政府依法治澳、依法施政、依法行政。反之，則會製造社會不安，挑撥和分化特區政府與民眾的關係，干擾特區政府順利施政，損害「澳人」的共同利益。
美國學者李普曼在《輿論學》一書中指出，輿論通常是指參與公共事務的公眾態度。凡人民每天訴談的思想和社會觀念，都是它要研究的內容。比如，公眾的要求、情緒和上層決策的關係；游說、議論、集會、遊行示威的起因、性質和影響；微觀社會環境中人們議論習慣的形成與特點；社會意見的兩極方向－－正確意見與錯誤意見的對立和相互轉化；流言、謠言的產生、危害與擴展渠道；權力與輿論的相互作用；各種傳播工具影響輿論的功能和方式；等等。在一切社會制度中，人們從切身利害出發對公共事務作出判斷，以強烈的意志表達贊成或反對的態度，出現了尖銳的輿論衝突，這標誌著社會正在發生劇烈變化。社會管理者要想對社會的變動及時作出解釋，無疑取決於能否捕捉準確的輿論信號。
其實，捕捉準確的輿論信號，固然是重要；而緊緊地把握輿論的導向，則更為重要。否則，就是「撿了芝?，丟了西瓜」，「捉到鹿唔識脫角」。因此，政治領導者應當引導社會輿論，要借助各種輿論媒介在有限的時間內，不停地宣傳、不停地灌輸意見，使之在全局中佔主導地位。必須借助新聞媒介、政府輿論班子（即心戰室）、政府發言人、民意機構等四大輿論部件，透過這四個渠道的信息交匯，向公眾施加思想影響，同時又把公眾的意見反饋給上層權力部門。權力不斷根據公眾的自發輿論調整自己的意見，再反過來加強對公眾輿論的引導。
在這裡，政府發言人的角色十分重要。實際上，近些年，信息技術迅猛發展，信息傳播越來越快，公眾對公共行政的知情意識和參與意識逐漸增強。在當今這個宣傳領域競爭異常激烈的世界上，掌握宣傳上的主動極為重要。輿論宣傳心戰有一條規律，叫做「先入為主」。誰宣傳得快，誰就佔領了宣傳陣地。反之，盡管理在你手中，但由於錯失宣傳時機，謬誤的印象已在公眾中造成，再要糾正過來就很困難。這就叫出現了「輿論真空」。因此，建立和完善發言人制度，向公眾及時通報有關重要信息，讓公眾及時了解政府的重要決策和重大事件的發生、發展情況，滿足公眾的知情權，可最大程度地爭取民眾對政府公共政策的支持和理解。通過發言人及時、準確地公佈各類信息，宣傳和闡述政府在重大問題上的觀點立場，讓公眾及時了解政府的重大舉措、重要政策以及發生的重要事件，不僅有利於掌握輿論導向，而且還有利於樹立開明、開放、公開、高效、務實和負責任的政府形象。因此，建立和完善新聞發言人機制，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引導輿論走向，減少不利報導的作用，也使其他渠道流傳的觀點得以證實或澄清。
回歸前夕，何特首曾宣佈，特區政府將設立發言人制度。但可能是受條件所限，在回歸後並未落實這一設想。由於特區政府並未設立發言人制度，在遇到某些社會突發事件時，要不是政府成了「啞巴」，任由社會事件的發動及組織者單方面任意及隨意發言，甚至任由此種單方面言論成了「主流聲音」，如今年「五一」大遊行的負面效應；要不就是特首本人在缺乏「擋火牆」之下，被迫親上「第一線」作出回應，收縮了回旋空間，如香港「長毛」梁國雄來澳鬧事被拒入境事件。
隨著社會多元發展及居民公民意識提高，加上摻雜某些非正常政治因素，以及外來政治因素增加，今後各種各樣的社會事件將有增無減，而且還將趨於複雜化。特區政府倘繼續放棄發言人陣地，就將只能是自陷於被動，有理也變成客觀上的無理，更不利於政府貫徹正確施政理念及有效管治。
因此，建議特區政府和各下屬司、局級機構，均設立發言人制度。可挑選一批政治可靠、知識面廣、熟悉政府政策及本機構業務、反應敏捷、口才較佳、儀表端庄、態度誠懇的公務人員出任「發言人」，定時或遇突發事件時闡述當局政策，並指定與媒體聯絡溝通，隨時回答查詢。為了建立好發言人制度，建議與國務院港澳辦、新聞辦、外交部新聞司及北京外交學院合作，進行分批培訓。
與此同時，特區政府也適宜考慮設置類似「心戰室」的機構，以利於掌握輿論主導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