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國家統計局長邱曉華宣佈，今後在公佈國家ＧＤＰ和人均ＧＤＰ數據時，還將同時公佈「ＧＮＨ」（即「國民幸福指數」）。這個消息，對於澳門特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在公佈經濟數據時，尤其是對特區政府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進行第二階段的民意調查研究工作時，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本欄曾介紹過，「ＧＮＨ」最早由南亞小國不丹國王上世紀七十年代提出，如今已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重視，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研究機構紛紛開始了「幸福指數」的研究。如何測量作為人的主觀體驗的幸福的社會指標？專家主要依據兩種方法，一種是「自上而下」，即從被試者整體滿意度著手，探索整體滿意度在各個特定領域的不同反映，另一種則是相反的「自下而上」。採用「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時，社會心理學家主要詢問被試者哪些因素直接影響了他們的生活滿意度，最經常提到的領域是：收入、就業、人際關係、健康、休閒、住房和教育。

在「收入」項內，在收入處於平均水平以上的人們中間，收入較高者與收入一般者的主觀幸福沒有顯著差異。然而，在收入處於平均水平以下的人們中間，主觀幸福水平會隨著收入的減少而下降。因此，我們應該關注收入處於平均水平以下的人群，因為他們的主觀幸福正在下降。按照這一精神，本澳居民在每月平均收入中位線六千四百三十八元以上者，無論是收入數萬元的公務員，還是收入一萬多元的賭場莊荷，抑或是只有七、八千元的普通文員，他們之間的主觀幸福感，是沒有甚麼差異的。但處於六千四百三十八元中位數以下的居民，其主觀幸福感則會大為下降，而且收入水平越低，幸福感的下降就越為明顯，因此，本澳相關部門倘若引進「ＧＮＨ」，並就「收入」進行調查時，首先應關注收入處於六千四百三十八元中位數水平以下的居民。

在「就業」項內，失業是風險社會的主要動因。失業會導致抑鬱、焦慮、健康不良、情感淡漠、自尊低下、急躁易怒，甚至自殺。可以說，失業波及生活滿意度下降的各個方面，甚至造成家庭關係緊張、夫妻口角、離婚率上揚等。有些失業人員在其某種利益不能得到滿足時，便會發動街頭運動，請願示威，影響社會穩定。而澳門雖然是失業率較低，但仍有一萬餘人。他們是屬於結構性失業，但其生活滿意度的下降程度，並未因此而有所減緩。因此，澳門特區在研究綜合生活品質指數時，不能刻意閃避這部份民眾。在「社會關係」方面，社會關係的三個主要變量－－家庭生活、愛情和婚姻、友誼，影響著主觀幸福的各個方面。在這三個變量當中，家庭生活和婚姻是最重要的兩項因素。家庭生活有許多樂趣，這些樂趣是以刺激和情為機制的。家庭生活既有積極情感

，也有消極情感，但在大部份時間內，既沒有積極情感，也沒有消極情感。許多家庭是在沒有大起大樂的情感波動中平靜度日的。

在「健康」項內，健康既是主觀幸福的原因，又是主觀幸福的結果，並成為生活品質的組成部份。在健康的問題上，主觀幸福的測量把健康分為主觀健康和客觀健康。主觀健康與客觀健康並不等同。隨著經濟和科技的高度發展，人們的生活品質正面臨不少新的問題，包括不正當競爭帶來的環境污染和食品污染，過度享樂造成的心理失調和心理障礙，人際競爭造成的應激反應和精神壓力等，已經直接或間接地成為人們亞健康狀態的根源。據世界衛生組織調查，城市化較高的地區，亞健康罹患率相當高。澳門是屬於都市化程度較高的地區，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的情況，相當嚴重。這是影響本澳居民生活品質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必須予以關注。

「住房」問題，房屋資產是本澳居民家庭財產中最為主要的一部份資產，不同收入家庭的房屋資產價值的差異，不僅印證了不同收入家庭之間的差異，而且強化了不同收入家庭之間幸福體驗的差異。澳門近年在「過江龍」的惡炒之下，樓價飆升，工薪階層工大嘆買不起樓。盡管本澳居民已有八成自置了物業，但大都有細屋換大屋的意願。家中子女長大，及青年人結婚生子，都抱有對「換樓」的渴求。他們的願望得到合理的滿足，直接影響到澳門地區「ＧＮＨ」的指數，不可等閒視之。

（發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