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國內外普遍關注的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已於昨日在北京開幕。這次全會之所以重要，除了是要藉著處理陳良宇一案，重申中共中央反腐的決心和信心之外，還將審議和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意味著我國建設和諧社會的重點，已經從思想意識形態層面的論證，轉而到制度建設層面。會議之後，中國政府將著力於加強防範「特殊利益集團」影響行政、立法，建立完善的社會利益協調機制。中國將逐步推行直選地方黨政幹的方式來暢通和拓寬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管道，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將會在更高、更廣的制度選舉層次上得到體現。今後，中國政府還將更多地利用網絡、傳統媒體、聽證會手段為民眾暢通利益訴求管道。中國政府還將著重從體制上、機制上保障社會公平，進一步縮小貧富差距，擴大就業，並在醫療衛生、教育、社會保障等幾個重點領域率先推進改革，讓窮人享受到更多的改革和發展成果。總之一句話，就是要在促進發展的同時，把維護社會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綜合運用多種手段，依法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制系。

中共中央作出這一重大決定，是具有強烈的社會現實意義和戰略前瞻性考量的。實際上，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一輪的高速成長期，也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一些新型的社會矛盾，有的矛盾甚至比較突出和尖銳。其中較為明顯的是，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裡，中國已從一個收入分配較為平均的國家，變成了「基尼系數」亦即貧富差距拉大的國家之一，因而出現了分配兩極化、分配不公的現象，導致部份民眾情緒不穩，容易發生對抗性的衝突和大規模群體性事件，影響社會穩定，進而衝擊經濟發展。

鄧小平曾經說過，要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先富者要幫助後富者，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但二十多年來的實踐，只是強調了第一句，而忽略了後兩句。結果，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更是違反「走共同富裕道路」精神的是，一些富者的財富積累，是建築在剝奪貧者謀生能力及生存能力的基礎之上的。比如，周正毅等地產大鱷強行低價拆遷舊城區住戶的房屋，使到他們無家可歸。又如，上海侵吞社保基金案，將老百姓的「保命錢」當作是自己發財的投資資金。這種行為，與舊社會的土豪惡霸，已沒有甚麼不同。而與之勾結的政府官員，實際上就是當年共產黨領導人民要將之推翻的資產階級官僚集團。

比照我們澳門，很不幸也出現了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要解決的某些不良現象。其中最主要的，是貧富懸殊擴大，一個所謂就業人口平均工資中位數達六千四百多元，比前有大幅提高的不科學數據，掩蓋了「基尼系數」高企，部份居民的實質收入下降的嚴酷現實。一些與特區政府關係密切的政商兩棲人士，可以輕易地「圈」到大面積土地，而大多數誠實經營又無「關係」的商人，卻申請批地無門。這就呈現了分配不公、權利不公、機會不公，相當一部份人未能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新的弱勢群體正在形成。

現在，內地社會矛盾十分尖銳的「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而導致農村學生讀大學難，甚至是因為無錢上大學而自殺，病人看不起病的反社會進步情況，在我們澳門有著正、反兩方面的反映。一方面，特區政府決定將免費教育上延至高中，下延至幼兒園小班。及繼續向大學生提供貸款，獎助學金，基本消除了「上學難」的問題；另一方面，年前特區政府進行「醫療改革」的取態意向，是「能者自付」，將有可能使收入低下甚至是依靠救濟金過活的老人，將面臨「看不起病」的困擾，這是對構建和諧社會的阻礙。

公平正義，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本價值取向。公平正義，就是社會各方面的利益關係得到妥善協調。博彩業改革後，澳門經濟的「蛋糕」做大了，但似乎是並沒有「分好」相當一部份居民並未有分食到「蛋糕」，亦即未能做到鄧小平所說的「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澳門目前的情況，使人想起了四年前的印度。印度人民黨執政的八年期間，盡管每年GDP增長都在百分之六以上，但印度注重保護有產者的利益，忽視了農民和社會下層的利益，大多數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在二零零二年大選中再度出山的國大黨打出了改善民生、消除貧困線和社會公正的旗幟，結果打敗了人民黨，這被政界和媒體形容為「泥巴打敗了鼠標」。

再過三年，澳門便要進行特首和立法會議員兩個重要的選舉。盡管澳門沒有政黨，但印度人民黨的教訓，仍須借監。我們期待著，澳門構建和諧社會，不單止是指政治生活和諧，各界別團體和諧，更應注意體現在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方面的和諧。否則，缺乏公正正義的基礎，所謂社會政治和諧和各界別團體的和諧，就只能是一座砂塔，經不起多元社會各種突發因素的考驗。

（發自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