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喻為「小聯合國大會」的「中非合作論壇峰會」，已經閉幕。在這次峰會上，中國和出席峰會的非洲四十八個國家的國家元首、政府首腦一致通過，中國和非洲諸國結成新型戰略伙伴關係。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還以東道主的身份向非洲國家領袖宣佈，中國將免除非洲發展中國家的一百億美元債務；並將成立五十億美元的中非投資基金，用以鼓勵中國企業到非洲投資；向非洲國家提供五十億美元的出口信貸和優惠信貸。中國政府的這一慷慨大方而又不帶任何政治條件的「惠非措施」，獲得了包括非洲國家在內的全球輿論的高度讚譽。也有媒體形象地驚呼：中國重返非洲。

中國和非洲發展中國家的關係有著良好的友誼傳統。當年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就得了中國人民精神上和物質上的無私支持。相對地，非洲人民也以極大的熱情，支持中國人民的各項事業。一九七一年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用毛澤東主席的話來說，就是包括非洲在內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兄弟們把中國抬進聯合國的。在聯合國大會舉行歡迎以喬冠華為團長的中國代表團的會議上，非洲各個國家的代表團的團長及其團員們，手舞足蹈，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還有人朗誦起了毛澤東的詩詞。當時，人民出版社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將這些發言稿彙集出版，書名借用了《人民日報》的社論題目：《歷史的潮流不可阻攔》。

自此時起，中國大陸與台灣地區的對外關係形勢，發生了重大逆轉。不但是與中國大陸建交國家的數量，超逾了台灣地區的「邦交國」，而且加拿大、日本、歐洲諸國、美國等西方重要國家，紛紛拋棄台灣當局，與中國建交。因此可以說，以非洲第三世界國家將中國「抬進聯合國」為重要支撐點，中國大陸與台灣地區的「外交戰」，發生了有利於中國大陸的「戰場態勢」轉變。

三十多年後，「中非合作論壇」這個「小聯合國大會」的召開，既是延續了當年中非之間的戰鬥情誼，又是將中非友好合作關係晉升到新的層次、階段。而且即使是在由此而衍生的「兩岸外交戰」，也發生了質的變化。

實際上，三十多年前的中非關係，是中國援助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戰爭，幫助他們擺脫殖民主義統治的枷鎖，帶有「幫助非洲人民站起來」的意涵。而由此而衍生的「兩岸外交戰」，無論是非洲人民協助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還是引致後來西方各主要國家與中國的建交潮，當時主要的鬥爭形式是屬於「國家層次」的－－大陸方面堅決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實際上仍是把台灣當局視為假想的「非法國家」或「非法中央政權」。而台灣當局也以「漢賊不兩立」的心態，同樣也是反對「兩個中國」，只要是中國參加的國際組織及與中國建交的國家，台灣當局就堅持不參加、不「建交」，或是主動退出、「斷交」。

現在，中非外交態勢已躍升到「協助非洲人民富起來」的階段。除了免除其債務外，還給予信貸優惠。這巨大的經濟利益，對仍與台灣當局保持「外交關係」的五個非洲國家，產生了頗大的誘惑力。據說，即使是在台灣當局施以重壓之下，這些國家都暗地派出代表與會。－－相對於民進黨當局的施政無能並導致經濟凋零，不要說是拿不出像北京那樣的大手筆，連維持以往已少得可憐的「金錢外交」款項，也難以為繼。何況，北京對非洲國家的援助，是幫助這些國家的經濟建設，增強國力，因而是惠及全體人民的；而台灣當局對某些非洲國家的金錢援助，卻是流進了其領導人的私人腰包，人民根本無緣分享。

有趣的是，反映在非洲的「兩岸外交戰」的「層級」，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現在北京已從當年的仍將台灣當局視為「國家層級」的迷思中跳脫出來，直接將台灣當局當作是「省級」地方政權。－－外交部長李肇星「中非合作論壇」期間在回答記者有關對陳水扁老婆吳淑珍被起訴一事的反應時，一句「這個省級幹部的事不歸我管」，既是謔笑，又含有深睿的政治哲理。

可以料想，北京「協助非洲人民富起來」的援助策略，其戰略意義並不低於當年的「幫助非洲人民站起來」。因而在「兩岸外交戰」領域上的收益，也將會不遜於當年的與中國建交潮。非洲尚未與中國建交的那五個國家，在「富起來」的巨大利益激誘下，總有一日也要以其實際行動來享受「富起來」的好處。而在另一方面，只要中國與梵蒂岡談妥尚有爭議的問題並建交後，中南美洲至少有六個天主教國家，也將跟隨教皇與中國建交。屆時，在多米諾骨牌效應下，僅有的幾個台灣「邦交國」，也就必然紛紛踏上訪問北京並簽署建交協議之路，從而形成「台灣邦交零紀錄」的終極格局。

「台灣邦交零紀錄」，這意味著什麼？這意味著，台灣當局連搞「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台灣獨立」的最後政治本錢，也告喪失。台灣地區就將真正地成為名符其實的「省級」地方行政區劃，台灣當局要搞什麼「法理台獨」、「實質台獨」，就更得不到國際社會的承認和支持。－－一個「省級」地方政權，又有什麼資格去侈談什麼「國家主權獨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