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二０００年三月十五日第九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依據，總結改革開放以來立法工作的經驗，全面規範立法活動，對於健全國家立法制度，建立和完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具有重要意義。在某種意義上，也為準確完整地貫徹落實「澳門基本法」第六十七條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的規定，健全完善特區立法制度，推進依法治澳，建設法治澳門，及制訂澳門特區的「立法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這是因為，喬曉陽在《立法法講話》一書中所介紹《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的制訂背景，就與當前澳門特區立法工作出現的某些混亂狀況，頗為相似。喬曉陽指出，一九七九年以來，我國立法工作取得顯著成就，積累了不少經驗。但在實際工作中也存在一些問題，主要是：有些法規、規章規定的內容超越了權限；有些法規、規章的規定同法律相抵觸或者法規之間、規章之間、法規與規章之間存在著相互矛盾、衝突的現象；有的質量不高，在起草制定過程中，有的部門、地方存在著不從國家整體利益考慮而為部門，地方爭局部利益的傾向。這些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國家法制的統一和尊嚴，也給執法造成困難。而澳門特區相關司法機關對《禁止非法工作規章》、《公共地方總規章》中有關居民權利及行政處罰的規定，是屬於法律規範的權限的越權行為的裁決，就正如喬曉陽所指的「有些法規、規章的規定超越了權限」。就憑這一點，澳門特區就有必要制定一部「立法法」，以清晰地界定澳門特區立法機關、行政長官及行政機關的立法權限，以防制「立法越權」行為。
實際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通過頒佈之前，喬曉陽所指的「法規越權」情況，常有發生。幾年前在「孫志剛事件」暴露出國務院頒佈的「收容條例」涉及公民人身自由，被批評為「違憲」，而由國務院宣佈「收回」，就是一個顯著的典例。類似「收容條例違憲」性質的例子，並不單止反映在國家最高行政機關「違憲」方面，還發生在「地方蠶食中央立法權」方面。比如，刑事立法權與公民的基本權利息息相關， 現應執掌在最高立法機關的手中，但《福建省普及初等義務教育暫行條例》卻大膽「突破」，擅自增設了新的「刑事罪名」。又如，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生產」的法律，具有通行全國的效力，除了民族自治區等特殊地區可適當變通外，誰也無權改動。但《江蘇省土地行政執法和土地行政訴訟若干問題的意見》卻自作主張，對《土地管理法》的處罰規定作了「適合省情」的變通。
為了解決立法工作中存在的上述問題，規範立法活動，國家決定制定「立法法」，對法律、法規及規章的權限劃分、制定程序和適用規則作出統一規定，以維護國家法制的統一。為此，「立法法」第四條規定，「立法應當依照法定的權限和程序，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根據這一規定，我國的法制體系是以憲法為基礎，法律為骨幹，包括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在內的統一的、分層次的法制體系。在立法活動中，要保證這一法制體系內部和諧統一，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都不能同憲法相抵觸，下位階的法不能同上位階的法相抵觸，同位階的法之間也要互相銜接和一致。
根據「澳門基本法」對澳門法制體系的設計，澳門特區立法會是澳門特區的立法機關，其所制定的法律，具有高於行政長官及行政機關所制訂的行政法規、規章的法律效力。而行政長官及行政機關所制定的法制文件，主要是行政法規；法院在審判實踐中則發揮著一定的解釋法律的作用。這些規定，應當在澳門特區的「立法法」中予以細化規範，並對法制體系的立法程序，予以細化、具體的規範，使到澳門特區的法制體系立法過程，做到規範嚴謹，從而保證其權威性和公信力。
澳門特區盡快制定「立法法」，還具有為「行政法規越權官司」「解困」的作用。今年五月間，當發行中級法院裁決《禁止非法工作規章》「違法」的事件時，本欄曾指出，終審法院將陷於進退兩難境地：倘依法裁判中級法院勝訴，將有可能傷害特首何厚鏵和特區政府的管治權威；但倘裁決特區政府得直，則傷害澳門特區的法治形象。為此，本欄建議，以「立法會追認」的辦法，解決這一困局。本欄還建議，以「授權立法」的方式，解決立法會缺乏專門法律專家及立法進度緩慢的問題。後有法律專家認為，「澳門基本法」並無「法律追認」及「授權立法」的規定，故難以採用這兩個方法來處理這一個問題。
如果澳門特區制定「立法法」，引進《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中的「授權立法」機制，並參考澳門回歸前的「法律追認」機制，為澳門特區的「立法法」創造符合澳門特區法制體系特色的「法律追認」機制，並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澳門基本法委員會透過適當的辦法，為這兩項屬於「填補法律真空」的立法活動「背書」，再由立法會對被認為是「違法」的《禁止非法工作規章》、《公共地方總規章》等一系列行政法規進行「一攬子」的「追認」，就可避免特首和澳門特區司法機關「雙輸」的局面，並為澳門特區今後提高立法效率，提供法律依據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