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圍繞著馬英九意外陷捲「特別費」案問題，藍綠雙方都發現倘發展下去，後遺症十分嚴重：馬英九倘被起訴，按馬英九本人今年七月間親自主持制訂的黨內「排黑條款」，當然是將被剝奪參加「總統」候選人黨內初選的資格，藍軍的「光復」夢就將會幻滅。而在綠營方面，如是以對待馬英九的同一標準偵查民進黨「四大天王」及一眾黨籍政務官、縣市長，肯定會有一大票人逃不掉，並更為坐實陳水扁夫婦的「國務機要費」案。因此，藍綠兩營都有人開始轉向，祈能透過修訂黨內規章或採「大赦」等方式，讓相關政治人物統統過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民進黨「官邸派立委」葉宜津提出的以「大赦」方式為可能有「特別費」爭議的首長解套。她的這個建議，表面上是為受到「特別費」困擾的政務官解套（當然馬英九也可順道受惠），但實質卻是保護陳水扁在任期結束後免被追訴。另外，也有一些民進黨籍「立委」提出「特赦」的建議。

無論是「大赦」還是「特赦」，都是赦免制度中的重要內容。赦免制度通常規定在各個國家和地區的憲法、刑事訴訟法和刑法之中。作為其結果，既可以使宣告刑責失效，也可以使刑事追訴權消滅或刑罰執行權消滅，還可以使被停止或剝奪的資格和權利恢復，但其本質不外乎是對犯罪人的一種寬大。從世界範圍看，赦免一般包括大赦、特赦、免除刑罰的執行、減刑和復權等內容。

「大赦」通常是指國家對一定種類，或不特定種類的犯罪實行赦免的一種制度。就赦免對象看，大赦適用的範圍最廣。凡在某一時期內犯有一定罪行的，都可以適用此制度，並不以特定的人為限。「特赦」一般是指國家對受刑罰宣告的特定犯罪人赦免的一種制度。如果某人獲得特赦，從宣告被特赦之日起，其刑事責任由於特赦而終結，或者原判刑罰的一部份免除執行或歸於消滅。特赦就其適用範圍來說，只對特定的犯罪人實施，而不是對某一類犯罪或某一種罪的全部犯罪人實施，更不是對全體犯罪人實施。也就是說，「大赦」是對某種犯罪行為的赦免包括其刑期和罪責同時被赦免，受惠者不再留有犯罪紀錄；「特赦」則是對刑罰的赦免，受惠者所犯刑事罪行亦即刑責並未因此而被消滅，亦即他仍是戴罪之人，仍留下犯罪紀錄。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國大陸只有「特赦」而無「大赦」，決定特赦之權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而在香港特區，「香港基本法」第四十八條規定香港特首有權「赦免或減輕刑事犯罪的刑罰」，故只能被歸類於「特赦」而非「大赦」。在澳門特區，似是出現法律衝突。因為「澳門基本法」第五十條規定，特首有權「依法赦免或減輕刑事罪犯的刑罰」，亦即只有「特赦」而無「大赦」。但與此同時，《澳門刑法典》第一百一十九條卻又規定，澳門的赦免有「大赦」、「普通性赦免」和「特赦」。兩相對照，似是《澳門刑法典》的這一規定，抵觸了「澳門基本法」的相關規定。

在我國台灣地區，赦免制度則是同時存有「大赦」、「特赦」。《中華民國憲法》第四十條「總統之赦免權」規定：「總統依法行使大赦、特赦、減刑及復權之權」。而在《赦免法》中，則對赦免的範圍及其效力作出了較為詳細的規定：第二條「大赦之效力」稱：「一、已受罪刑之宣告者，其宣告為無效；二、未受罪刑之宣告者，其追訴權消滅」。第三條「特赦之權力」：「受罪刑宣告之人經特赦者，免除其刑之執行；其情節特殊者，得以其罪刑之宣告為無效」。

在台灣地區的「大赦」、「特赦」這兩種赦免形式中，以「大赦」的效力最為徹底和完全。「特赦」只具有「大赦」的一部份效力。「大赦」具有以下兩方面的效力：一、對於已經被定罪判刑的人，法院此前對他的宣判歸於無效；二、對於還未被定罪判刑的人，司法機關從此失去對他的犯罪行為進行追訴的權力。具體地說，未經起訴的犯罪在「大赦」後，司法機關對他的刑事追訴權當然消失。而對於已經起訴或裁判已確定的犯罪，經過「大赦」之後，司法機關不能再以同樣的理由加以追訴。相應地，普通「特赦」只是免除刑罰的執行，但不撤銷對犯罪人的判決。

根據台灣地區有關法律的規定，實施「大赦」的程序較為嚴格。「大赦」的議案必須先由「行政院會議」討論通過，再由「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等到「立法院」審議通過後，才能交由「總統」頒佈命令加以施行。而「特赦」的程序則相對較為簡單一些。「總統」本人可以自行提起；「總統」也可給「行政院」下命令，再由「行政院」轉而命令主管部門審議；主管部也可打報告給「總統」，請求他頒令實施「特赦」。

了解了上述「大赦」、「特赦」的法律效力及程序後，我們就可以明白，與吳淑珍親如姊妹的葉宜津提出「大赦」，實在是要為陳水扁夫婦「解套」。既是要為吳淑珍減滅其被起訴狀態，也是要撤訴司法機關對陳水扁的追訴權。但是，「大赦令」要由「總統」頒佈，那豈非成了陳水扁自己「大赦」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