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過去的周日，是「一二‧三事件」四十周年的紀念日。由於「一二‧三事件」即使是在葡治時代，都是一個「談議忌諱」以至「理論禁區」，故市面上未見有任何這方面的紀念以至研討活動，甚至連以「研究澳門歷史」為己任的民間團體，也沒有趁此機會來爭取「見報率」、「出鏡率」。估計，隨著時間的流逝，有關「一二‧三事件」的歷史還原、定性，以至其對此後澳門社會經濟政治發展的正反面影響的評價，都將永遠被封凍。不過，也有人私底下認為，現在評議「一二‧三事件」，尚不是時候，因為「一二‧三事件」的參與者甚至是組織者，目前大多數仍然健在，甚至成為特區政治生話的中堅分子以至已進入特區政府的權力核心，如要評議涉及這些人的較為敏感的歷史事件，可能會引致尷尬情況。
實際上，目前已可見的由澳門或內地出版的有關澳門歷史的圖書，包括頗為嚴謹的學術性圖書，在談到「一二‧三事件」時，都是一筆帶過，且只是敘述其過程，而鮮有作出歷史定位性的評價。這與以「一二‧三事件」作學習經驗的香港「反英抗暴」運動，香港或內地出版的香港歷史圖書，除了是敘述其過程，還作出了實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評價的情況相比，有著微妙的差異。
如果說，在葡治時期，談論「一二‧三事件」觸及到葡國殖民管治者敏感的神經（當年由前澳葡政府出資的澳門電台在類似「澳門廣場」的節目中談及到「一二‧三事件」，前澳葡政府就暴跳如雷），由此而證明了「一二‧三事件」的「理」和「功」均在華人傳統愛國社團的話，那麼，在澳門回歸後，傳統愛國社團無論是在宣揚其愛國歷史傳統、「痛說革命家史」方面，還是在弘揚澳人愛國愛澳精神，回憶澳人惡厭葡人殖民管治的心路歷程之中，都應理直氣壯地佔有重要的席位。但實情卻並非如此。而且，在近年民間開始流行一些耳語傳說，謂「一二‧三事件」當日，前往前澳督府陳情的愛國師生代表遭到葡國軍警毆打，但有人卻故意跑到新馬路高呼「警察開槍打死人」，以致激化了矛盾，惡化了事件，與傳統愛國社團的「正史」所述大有出入，甚至是明顯地帶有「陰謀論」，傳統愛國社團也寧願受此謠言「污辱」，亦「懶」得去「澄清」。由此可見，「一二‧三事件」果然是一個「禁區」，不論正面或是「一分為二」以至是負靣的評議，都是觸摸不得的「禁區」。
這並非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在中共黨史上，過去許多「禁區」都已解了「禁」，甚至還有「把被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之舉，包括已被毛澤東定了性的歷史事件，都已還原了其歷史真面目。比如，陳獨秀的歷史評價，紅軍過草地時是否有張國燾要「解決」中央紅軍的「密電」，「西路軍」是否「張國燾錯誤路線」的產物……等，如今都有了與此前不同的評價。當然，這都有一個前提，就是要等到事件的當事人毛澤東、葉劍英等仙逝後，才能碰觸此等敏感議題。看來，「一二‧三事件」也將會是如此。
其實，「一二‧三事件」的正面作用是巨大的，犯不著「投鼠忌器」：其一、是清楚地顯示了澳門主權的歸屬。「一二‧三事件」發生後，葡國外交部長羅基勒在評論事件時不得不承認：「實際上，我們從來沒有成為過澳門的主人。我們一直得以生存，全賴中國的良好意願，而我們也總是分享著這個權威。由於至今尚是神秘不可解的原因，北京認為我們侵犯了部份屬於他們的權威，故要表現出來。而我們則承認這點並作出了讓步」。因此可以說，「一二‧三事件」的影響，就是徹底改變了葡國政府對澳門主權歸屬的虛幻看法，並從此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抱持較現實的態度。由此，葡國對其與台灣當局的「邦交」的態度，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而一九七二年聯合國通過將香港和澳門從非殖民化地區的名單中剔除出來的決議時，葡國也抱持正面的態度。這就為後來含有「澳門是中國領土」內容的秘密「備忘錄」的中葡建交，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其二、澳門華人（特別是中下階層）的地位與待遇大為提高。據譚志強博士在其《澳門主權問題始末（一五五三－－一九九三）》一書中指出，一九六七年之前，葡警（多為土生葡人）的素質很低，不但貪污盛行，而且對一般華人如狼似虎，動輒拳打腳踢。「一二‧三事件」後，這些葡警對華人就客氣多了，有事件發生，只要工聯會、街坊總會等團體出面，往往能很快解決，再不象以往拖拖拉拉，要送錢才能快快過關。
其三、爭取到此後澳門社會政治環境的安定，使澳門成了「半個解放區」，傳統愛國社團成了澳門的主流社團。此前，國民黨特務在澳門橫行，經常搞爆炸等破壞活動，還透過郵包將爆破魔爪伸到拱北海關，何賢、崔德祺等知名人士都成為暗殺對像。「一二‧三事件」後，國民黨的機構和人員被驅逐出澳門，從而結束了「紅、藍惡鬥」，傳統愛國社團一派獨大。
當然，由於「一二‧三事件」的發生，與內地的「文化大革命」有著密切的關連，而後來的「綠邨電台奪權事件」，也與內地的「奪權運動」頗為相似，故其負面的影響也不少。其一是導致「無政府主義」泛濫膨脹，葡國人不敢進行管治，小販拒交稅及亂在馬路上擺攤檔，居民搶佔公地亂搭木屋為日後的「遷拆木屋難」種下了肇因。其二是流失了大批精英人才，為今日特首何厚鏵大嘆「缺乏專業人才」，以至胡錦濤主席也諄諄叮囑「要著眼長遠，加緊培養澳門發展所需的各類人才」，埋下了伏線。其三、嚇跑了外來投資，經濟建設滯後了近十年。「一二‧三事件」後，正是「亞洲四小龍」騰飛之時。但澳門卻逆勢而行，吸引不到外來投資，致使經濟死氣沉沉，與香港的經濟發展拉開了距離。其四，國民黨機構及人員被驅離澳門後，兩岸間失去了一個間接接觸的橋樑。導致在「江八條」發表之後，國民黨的研究機構還以澳門「一二‧三事件」及其後續效應為例，表達了對進行兩岸和平談判的疑慮。其五、正因為是國民黨機構和人員被驅離澳門後，澳門成了「半個解放區」，傳統愛國社團一派獨大，才使傳統愛國社團中人長期缺乏像香港同道那樣的鬥爭磨練，而在澳門社會轉入多元化發展時，就顯得束手無措，更重要的是缺乏像曾鈺成、馬力、陳婉嫻那樣的高智識型領袖。另外，一些人還揹上了「功勞」包袱，將愛國愛澳事業當作是自己的「專利」，完全忘記了毛澤東、周恩來「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後」的教導。其言其行，都不利於澳門各界人士的愛國愛澳大團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