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中華總商會昨晚舉行春茗宴會。許世元理事長當著行政長官、也是該會的前副會長何厚鏵的面，鄭重地向澳門特區政府提出了一個要求：我們希望政府有關部門在確保本地職工就業時，快速審批合理輸入外地僱員申請，以解中小商號燃眉之急。而特首何厚鏵在其已事先擬好的演詞中，也「巧合」地作出了正面回應：特區政府將按照本年度的施政方針，努力完善「滿足本地僱員的就業需求」、「滿足中小企的人力資源需求」兩者之間的政策關係，以科學的研判，準確把握兩種需求的發展趨勢，並按照社會實際情況，以有效的行政和立法舉措，最大限度地減少兩項政策之間的互相牽制，並按照輕重緩急的原則，循序漸進地貫徹至實際操作上，以確保本地僱員優先享有就業機會的同時，亦能合理滿足中小企在人力資源方面的需求。

許世元理事長和特首何厚鏵兩人的演辭，如果不是曾經事前互相「通氣」的話，何厚鏵在事前已預早擬就的演辭中能夠如此正面、客觀、合理地回應許世元理事長的要求，就折射了「來自」中華總商會的何厚鏵，對中華總商會的訴求十分熟悉，也對目前澳門經濟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有清晰的了解，因而準確地把握到中華總商會的脈博跳動。

當然，正如國務院港澳辦公室港澳研究所研究員王巧瓏在其《澳門的社會與文化》一書所指出的那樣，澳門中華總商會雖然屬於一個商業團體，但它長期負擔維護澳門居民大眾的利益，積極參與社會服務，作好社會福利，救弱扶危，排難解紛，故它的作用不僅限於工商領域。因此，許世元理事長在為其中小商號會員「鼓與呼」的同時，也不忘維護社會全局利益。他指出，我們希望在處理一些問題過程中，各方既要維護本階層利益，也要具備全局觀念和可持續發展的視野。因此，我們也要求僱主、工商界朋友就算在比較困難時期，仍要顧全大局，維持員工就業，妥善處理勞資關係。更要以維護來之不易的社會穩定為前提，使澳門得以長治久安。這番演辭，與特首何厚鏵在演辭中的「以確保本地僱員優先享有就業機會時，亦能合理滿足中小企在人力資源方面的需要」這種符合社會最大公約數的取向，也是互相呼應。

澳門中華總商會昨晚趁春茗宴會之機，發出「以解中小商號燃眉之急」的呼號，反映了兩個社會現實：一是澳門中小企的經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請人難」困境，二是澳門中華總商會這個澳門社會中最有政治影響力的社團，其實其大多數會員是中小商號（企業），從而折射了澳門經濟形態的「中小企主流」畸態。

實際上，自各家大型賭場酒店先後落成後，吸引了大批在職僱員「跳槽」，澳門人力資源缺口的壓力基本就全部落在了中小企的身上，不少有澳門本土特色的傳統商號紛紛只得被迫結業（特首何厚鏵在赴立法會作「施政報告」答問時也風趣地將之形容為「摺埋」）。不但是危及澳門經濟的健康發展，也不利於澳門產業的多元化及可持續發展，與國家「十一五規劃」中的「支持澳門發展旅遊等服務業，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要求，有所悖離。因此，特區政府及其有關部門，確實不但是應在口頭上更應是在實際行動上，積極回應澳門中華總商會「在確保本地職工就業時，快速審理輸入外地僱員申請，以解中小商號燃眉之急」的合理要求。

然而，從澳門「中總」為中小商號「鼓與呼」的舉措中，我們又「驀然發覺」一個其實已經存在了幾十年，但卻也是澳門經濟形態的真實情況的事實：澳門中華總商會雖然在澳門社會政治生活中，是一個影響力強大的「強勢社團」，但其組成會員，多數卻又是在經濟運作上屬於「弱勢群體」的中小商號。實際上，我們翻閱《澳門中華總商會會員錄》就可發現，在「中總」的近五十個團體會員及二千餘個商號會員、一千多個個人會員中，大多數都是中小商號或是以中小商號為主的團體。即使是「中總」的董藍事，包括出任澳門社會公職或內地政治職務（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者在內，其本人所經營的商號、企業，也基本上是中小商號。

這是「非戰之罪」。因為在過去長期以來，澳門由於地域小、人口少、經濟規模不大，故除了「澳娛」、「南集」、「中銀」等較大型企業外，澳門經濟基本上就是由中小商號、企業支撐起來。也就是說，中小企業、商號是澳門經濟的主流形態。但在最近，情況發生了悄悄的變化，那就是隨著賭牌開放，一些大型賭場酒店陸續落成，澳門產生了一些超大型企業。不過，據說除「澳博」的母公司「澳娛」外，這些超大型企業都尚未加入「中總」。不知是因為其中一些超大型企業的老闆是洋人，不符「中總」的「中華」意涵及會員資格要求，還是這些　見慣大場面的「洋老闆」，「不屑」於主要是由中小商號僱主組成的「中總」？倘此，「中總」未有將這些「巨無霸」企業收編過去，是否符合「與時俱進」、「與澳門經濟實況相適應」的要求，以致使其「代表性」有所減弱？這是值得探討的問題。－－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中華教育會」的身上。其理監事大多是中小學校的教職員工，幾家大專院校的負責人卻「名落孫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