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直到如今，王金平仍然堅持必須由他來代表中國國民黨出戰二零零八年「總統」大選，即使是要與馬英九合作，也只能是「王馬配」？這除了是王金平將個人政治利益擺在國民黨及全體泛藍支持者，以至全台灣地區「求和平、求穩定、求發展」的民眾的利益之上，及要報馬英九團隊前年在國民黨主席選舉時，攻擊他為「黑金」的「一箭之仇」之外，看來也與他認定馬英九逃不過「特支費案」這一「關」，必定會被法院判定「有罪」，甚至是判定貪污罪的十年以上重罪，將失去代表國民黨參選「總統」的資格，因而「非王金平莫屬」，密切相關。

王金平這是以「教師匠」的泛道德論來看問題（按：王金平接受師範教育，從政前任中學教師），而忽略了司法實踐中的「無罪推定論」（即被告在法院終審定讞確定有罪之前，仍屬無罪之身），及往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未必會依足檢察署起訴書的起訴材料判處，並有可能在一、二、三審之間，判決會有戲劇化的變化。更何況，就連北高檢反黑中心檢察官在「起訴書」中，也未對馬英九求判，甚至要求法院輕判。既然如此，王金平又如何能「未審先判」，認定馬英九「有罪」，甚至還作出「倘判處十年徒刑將被法院提起當選無效之訴」的預測呢？因此，泛藍陣營內許多人，都認為王金平以馬英九因「特支費案」被起訴而要將之排除在「二零零八」之外，其實就是這個「泛道德論」者在政治上最不道德的所為。

昨日台南地檢署對台南市長許添財的「特支費案」作出「不起訴處分」的決定，就是對王金平對馬英九的「特支費案」「未審先判」的一個有力駁斥。實際上，南檢署在對許添財將無須發票核銷部分的「特支費」直接撥入賬戶的做法，認定是屬於首長的一種「實質補貼」，亦即是認同了「行政院主計處」對「特支費」的認定情況，實際上是考量當年薪資待遇偏低，各級機關首長、副首長因職務衍生的招待、饋贈等花費，若是由個人薪資支付，顯然負擔過重，才編列特定款項供首長、副首長統籌支配運用，並採寬鬆認定，形成多年來的行政慣例。

南檢署在對台南市副市長許陽明的「特支費案」雖然予以起訴，但起訴部分僅是必須以發票核銷的一半，是由其隨扈、秘書涉嫌提供與公務無關的發票報賬。至於無須發票核銷的另一半，南檢署也是採用與許添財同樣的標準，認定是「實質補貼」，因而不予追究。

南核署對「特支費」無須發票核銷的一半作「實質補貼」的認定，與北檢署在起訴馬英九的「公款」認定，南轅北輒。如果馬英九的案子是由南檢署偵辦，肯定就將會與許添財一樣「不起訴」。既然南北檢方有如此截然相反的司法見解，並使原本是「獨一案例」的馬英九案有了「對照組」，就更使人們感覺到馬英九的被起訴是「政治迫害」。而且在法院正式開庭時，也將會被人們以南檢署的「不起訴」決定來質疑北檢署對馬英九的「起訴書」。因此，昨日南檢署對許添財的「不起訴」決定，對王金平來說，應是當頭一棒。當然，也是對北檢署對馬英九的「起訴書」的否定。

其實又何止是否定？簡直就是嘲諷。實際上，南檢署檢察官陳明進在許添財「不起訴處分書」中指出，本案是高度政治性的法律案件，司法者應站在歷史的高度來觀察，如果檢察官或法官只是充當法匠，斟酌於法條的字字句句，而未以宏觀的思維加以審視，這樣的偵審，只會讓社會大眾對於司法機關偵審首長特別費的認定，愈辦愈混亂。這簡直就是在「教訓」北檢署的檢察官候寬仁等人了。

這可給北檢署的檢察官們拋出了一個大難題：在三月底至四月初的特偵組成立並接辦民進黨「四大天王」及「司法院長」翁岳生的「特支費案」時，究竟是按「馬英九模式」還是按「許添財模式」作出是否起訴的決定？倘按「馬英九模式」，向以「反貪」為旗幟，並因拋出這句口號而獲得中間選民支持，因而奪得台灣地區政權的民進黨，就無法再為「四大天王」緩頰，因而極有可能會形成民進黨無「猛人」參選「二零零八」的困局。倘按「許添財模式」處理，那就更為助實馬英九「特支費案」是「政治迫害」的說法了。

為此，現今是輪到堅持要起訴馬英九的「查黑中心」焦急了，甚至還提出了統一法律見解的呼籲。其實，「行政院主計處」和「監察院審計署」、「法務部」等、早就作出了「實質補貼」的認定。這本來就是「統一法律見解」，但北檢署卻充耳不聞，相反還堅持要起訴馬英九，因而它在面對「四大天王」的案子時，注定是要被迫跌進自己所挖掘好的深坑中去，真是活該。

或許，只有按照蘇貞昌所說的「歷史共業」為定位，並尋求由陳水扁行使自己的法定職權，宣佈對所有政務官的「特支費案」予以「特赦」一途。否則，台灣政壇就真的將會是「血流成河」。

有趣的是，遭南檢署起訴的許陽明，恰巧就是去年狀告馬英九「特支費案」的民進黨「謝系立委」管碧玲。她這回可真的是嘗到了自己一手釀造的苦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