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距離「五一」國際勞動節，只剩下不到半個月的時間。時間的「壓縮感」，使「五一將有大遊行」各種訊息及由此而引發的緊迫、不安氣氛，被「壓縮」得更為緊張、煩躁，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尤其是身為澳門特區政府運作的具體操作者，因而必須確保公共行政運作有序不亂，並且是全體「澳人」的「公僕」、特首何厚鏵的「下屬」的公務員，也傳出將會參加「五一」大遊行的訊息之後，這種緊張氣氛，也就益發強烈。

本來，遊行示威是「澳門基本法」賦予澳門居民的權利和自由，而遊行示威也是西方民主社會的常態，而且澳門以往也發生過「五一」大遊行，甚至有過警民肢體衝突的「經驗」，故今年「五一」再發生大遊行，並不是甚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事。但今年傳說中的「五一」大遊行，是發生在因被揭發出「歐文龍案」而導致特區政府和特首何厚鏵本人的威信受損之際，是否將會令特區政府和何特首的管治權威「雪上加霜」？而公務員的首次參加「五一」大遊行，是否折射了連澳門特區的管理者也對現狀充滿怨氣，其到了毫不隱瞞、掩飾對其「董事長兼總經理」的不滿情緒的程度，而趁「五一」遊行的機會發泄出來？這些，均是值得觀察研究的「新動向」。

在這裡，有幾個觀察點，是值得注意的：其一、香港特區雖然被人喻為「示威之都」，但示威遊行的標的，是屬於理念性質的，如「雙普選」、反對急於為「二十三條」立法之類。也就是說，雖然香港市民是藉著這些口號發洩對「負資產」等民生問題的不滿，但畢竟是理念訴求。而澳門示威遊行的標的，屬於理念性質的口號較少，大多是民生問題。這除了是澳門居民的公民意識尚未進化到「爭取民主」的層次之外，似是更折射了對特區政府管治能力及廉潔程度的質疑，使「強特首弱政府」的弊端更形突出。進而凸顯了特區政府以往過於注重「固本培元」，忽略行政及法律改革的施政失誤。

其二，澳門的公務員隊伍過去是職場的「天之驕子」，是受薪階層中最幸福的一群。所謂「錢多事少離家近」，羡煞幾許打工仔！但最近情勢發生了微妙變化。一方面，美資賭場加入對人力資源的競爭，使到公務員「唯一高薪」的優勢消減；另一方面，隨著廣大「澳人」的公民意識逐步提高，對「公僕」 的公權力行為的要求嚴苛了起來，前線公務員大多有「受氣」之感，原來的「人上人」優越感受挫。與此同時，由於特區政府遲遲未有進行公共行政改革，尤其是未能接受民間意見，推行問責制及政務官輪調制，致使公共行政架構內「小圈子」現象及「群帶風」較為嚴重，部份低級公務員懷有較重的受壓抑感，前段時間的統計暨普查局「性騷擾案」已見青萍之末。而「歐案」的發生，更是鑽了廉政制度不彰及「政務官職位固定化」的空子。為此，前線公務員和低層公務員普遍懷有「內外受氣」之感。再加上高樓價導致的高通賬影響到公務員的生活品質，故他們趁以參加「五一」遊行的方式來發泄自己心中的鬱悶之氣，並不奇怪。何況，有了由獲得公務員選票而當選為立法會議員的澳門公職人員協會理事長高天賜「本人一定會參加遊行」的領頭性宣示，和「不排除有不少公務員參與遊行」的「暗示」，將有公務員參加「五一」大遊行，已是勢在必然。

與香港回歸十年來「由衰轉盛」發展態勢相比，澳門回歸七年來，卻有著「由盛轉弱」的跡象。尤其是「歐文龍案」的被揭發，使澳門特區政府以至特首何厚鏵頭上的「光環」有所褪色。其管治權威也在一定程度上受損，也使「反對派」長期以來的某些質疑具有了「正當性」。就連作為特區政府「管治同盟」的傳統社團，既是為了扮演「社團監督」的角色，也是為了選票考量，加入了質疑的隊伍，而且「火力」不弱。倘若再加上「五一」遊行是如外間傳說的規模及激烈程度，及有公務員參加的話，本屆特區政府的「提前跛腳」狀態，就將隱然成形。

因此，為了保護澳門特區以往「和諧之都」的形象，為了避免對特區政府及特首何厚鏵管治權威的傷害加深，為了消除連政府公務員都參加「抗議政府」的遊行的負面影響，如何在只有不到半個月的時間內，及時地疏導、消除各種民怨，設法使「五一」遊行的規模、聲勢降低，應是各有關方面的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