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說中的「五一」大遊行，其打出的口號是甚麼？是否會出現從以往的民生議題轉向政治議題發展的傾向？各種議題對各階層居民，尤其是對「是否參加遊行」持猶豫不決態度的人士所產生的號召力若何？參加遊行人士的階層和職業結構是否將會發生怎麼樣的變化？這些，相信是社會學者和「政治觀察家」都感到興趣並正在進行觀察分析的問題。

其實，就是一般網民，也已開始注視這一系列問題。實際上，在一個時事討論網頁上，就有網友以《五一就要到，好像還未有主題》為題，作出了以下的分析：一、在「今期搞遊行主要有幾隊」方面，主要是「家庭團聚」居民，反對輸入外勞團體，反貪腐人士，及公務員隊伍。二、在「對社會及政府的影響和衝擊」方面，「家團」人士對本澳居民只有損失而沒有益處，相信本地人支持不多；反對輸入外勞口號多數是一批「有組織」人士帶動，根本失業率就已經偏低，可以不理；「反貪腐」雖人人都有此意識，但不齊心，部份人又抱有「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心態，又怕麻煩，力量分散；公務員因擔心「秋後算帳」，因而響應的人不多。因此，「相信對特區政府造成的衝擊有限」。

這是較為樂觀的看法。但「五一」當天的實情是否如此，看來還不是盲目樂觀的時候。在這方面，是有過教訓的。澳門回歸第一年的那個「反失業」大遊行，就是因為特區政府相關部門事前對遊行人數以至遊行組織者刻意要以改變遊行路線、甚至是發動「肢體衝突」估計不足，而使警方頗為被動，也使澳門特區一下子成為全世界媒體關注的焦點。這樣的教訓，香港特區也同樣有過。－－據說在「七一」大遊行之前，香港特區政府以至香港中聯辦、國務院港澳辦對遊行的規模都估計不足，因而在事前滋生盲目樂觀情緒。但當數十萬人冒著酷暑烈日湧上街頭之後，才驚覺問題的嚴重性。

不過，正如那位網友所言，今年「五一」遊行有可能會打出的幾個口號，其中的一些口號的號召力及對社會的衝擊力，確實正在發生「邊際遞減」效應。比如，有關「家庭團聚」問題，由於大多數市民都已明白，解決此類問題的主導權並未掌握在澳門特區政府的手中，因而對此口號的同情心已逐漸減弱，而「家庭團聚」人士本身也有意興闌珊之態。實際上，近幾次遊行的參加人數越來越少，頗有「強弩之末」之勢，就已可說明了一些問題。

又如，關於反對輸入外勞的問題，隨著幾家大型賭場酒店對勞動力市場產生的「求過於供」效應，及大多數中小企業因人手短缺而經營困難的實際情況，使到反對輸入外勞訴求的正當性，已大為減弱。當中小企業主「反將一軍」，向提出反對輸入外勞口號的團體伸手「要人」時，提出這個口號的團體，恐怕就將會跌落自掘的「議題墳墓」。

再如，原來有可能會在「五一」遊行中擁有極高號召力的民生議題，如貧富懸殊、樓價高、交通擠塞……等，由於特首何厚鏵日前在立法會答問會上提出了九項新政策，相信已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這些議題或口號的號召力和對特區政府的衝擊力。然而，由於「何九招」尚未收到實效，而且有一些「招數」能否完全兌現，仍然受到人們的質疑，如五年內提供八千至九千個社屋單位及一萬個經屋與「青年安居計劃」單位，是否得到足夠的土地資源支持？不無疑問。因此，相信此類民生議題，仍對居民產生一定的號召力，亦即仍能吸引到一定數量的市民參加遊行。不過，由於「何九招」在前，這些口號的「震撼力」和「衝擊力」，已大為減弱，甚至會予人「?來講」之感。

由於民生議題影響力的「邊際遞減」效應正在「進行中」，「遊行攪手」有需要以改變議題來防阻發動遊行正當性的流失；也由於「歐文龍事件」暴露了澳門特區法律和行政改革的滯後，及坐證了某些「反對派」人士多年來有關「官商勾結」、「利益輸送」議題的正當性，並凸顯了特區政府和某些參加建制的政界人士、社團當時反駁這些質疑的諉疾忌醫，再加上廉署辦案過程似有「選擇性辦案」之嫌及有失程序正義，或許「反對派」人士及其支持者要藉遊行來「為自己討回清白」及伸張當時質疑的正當性；更由於第三任特首和第四屆立法會選舉在即，各路有意參選人士都要透過炒熱某些議題來進行「熱身運動」；故此，不排除今年「五一」遊行的議題，會由民生議題轉向政治議題發展。其中，可能「反貪腐」及政制、行政改革的口號，或許會成為「五一」遊行的主流口號。如果這些議題的內容較為尖銳、激烈，其對特區政府的衝擊，可能就將會較為強烈。

可惜，現在離「五一」只有十來天，期間何特首還將會離開澳門幾天，已來不及象在民生議題上推出「何九招」那樣，也在政治議上推出幾項新招，以提前消解這些口號的衝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