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公安部、人事部、交通部、民航總局和國家旅遊局負責人在第三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開幕式上宣佈推出新的十三項「惠台」措施,除了其第一項歡迎台灣高等院校招收大陸學生,是主導權掌握在台灣當局的手中之外,其餘十二項都是屬於大陸方面「可操之於我」的項目。亦即無須台灣當局同意,也不管台灣當局怎樣阻撓,但由於主導權和操作權是掌握在大陸方面的手中,因而都將能得到順利落實。這就凸顯了大陸方面在推動兩岸交流交往的工作中,更加務實明智,在條件尚未完全成熟之時,推出「惠台」措施盡量選擇「可操之於我」的項目,一來既能收到宣傳之效,二來更能使台灣民眾實實在在地享受到這些「惠台」措施的好處。三來,也使民進黨當局找不到「碴」,無法以「阻撓」的動作「炒熱」話題,以為其選舉利益服務。而且,民進黨當局要對這些「惠台」措施施以「積極管理」,也只能是徒呼荷荷。
其實,即使是那個必須得到台灣當局「點頭」同意才能得以實施的大陸學生赴台就讀的項目,也並非是民進黨當局能夠完全有把握阻擋得了的。因為在台灣地區現有的一百五十多所大專院校中,畢竟「國立」、「市立」大專院校只佔少數 其餘大多數學校是私立學校,甚至有些就是牟利性質的「學店」,並不佔用公家資源。而各校搶生搶得很激烈,有些名氣不高的學校或是專業冷門的所系,往往招不滿員。因此,他們早就盼望能招收大陸學生,以作「有米之炊」。由於這些私立學校是「學店」,其招收大陸學生也就不存在蘇貞昌等人所說的「佔用公眾資源」的問題。也由私立大學的辦學者,大多在社會上有地位,在政治上也有一定的影響力,甚至有些就是「立委」或其他社會政治職務的據有者,故當他們串聯團結起來向台灣當局施加「開放大陸學生來台就讀」的壓力時,台灣當局就將難以應對。這與大陸開放台灣水果「登陸」,雖然中南部農民得益,但由於他們在政治上能量不足,也不懂得操作政治壓力,故而使民進黨當局在剛開始時經受較大的輿論壓力潮過後,就發現其實「民意壓力」方面並不很大,甚至是趨於「零」,因而也就放慢以至擱下了台果輸陸的磋商及檢驗檢疫等配套工作,有很大的不同。倘若台灣輿論能「炒熱」大陸學生赴台就讀問題,也倘若私立大學的辦學者能串聯起來,民進黨當局或許將難以頂抗所面對的壓力,只得被迫讓步。不過,民進黨當局還將殺出最後一道「板斧」,那就是所謂「國家安全」問題。但在「國防部」、「國安局」已不再堅持以「國家安全」藉口來反對開放大陸居民赴台旅遊的立場之後,所謂陸生赴台就讀的「國家安全」問題,就更不成為其「問題」了。
不管怎樣,北京在推出「惠台」措施時,優先選擇那些「可操之於我」的項目,是務實的做法。實際上,第一批推出的「惠台」措施,如台果輸陸,向台灣民眾贈送大熊貓,開放大陸居民赴台旅遊等,並非是大陸方面單方就可實施,必須得到台灣當局的配合。而台灣當局出於要藉此凸顯「國家主權」的需要,或是擔心「心防決堤」等,明知這些「惠台」措施確實是惠及台灣民眾,也惠及台灣經濟,也要搞諸多小動作,將簡單的事情複雜化,使之推動得並不順利,或是無法實施。雖然說,這些「惠台」措施確實是收到了推動兩岸交往交流的宣傳效果,但台灣民眾一時仍未能實實在在地享受到實惠。
因此,北京今次推出的十三項「惠台」措施,是以大陸方面單方操作即可實施為主。即使是屬於必須雙方合作的陸生赴台就讀問題,也因大多數私校創辦者和經營者都具有社會政治活動能力,而將使台灣當局感受到真正的政治壓力。即使是一時難以實施,也必然會使台灣當局難以應對。
有了這個經驗,北京日後在推出新的「惠台」措施時,宜盡量選擇屬於「可操之於我」並可立即實施見效的項目。比如,可參考對港澳地區實施的「CEPA」優惠政策,並根據「WTO」的政策規定,提前向台灣地區開放「準入」市場。部份不會對大陸地區同類產品形成威脅,或是大陸地區未有批量生產的產品,予以零關稅或低關稅入境。允許台灣地區的營建商到大陸承包工程,及台灣的個體戶到大陸登記營業等。由於台灣地區的營建商大多立場偏「綠」(其中最典型的是《自由時報》老闆林榮三,及投資經營高鐵的殷琪等),而中南部的小商販也大多是民進黨的支持者,倘能讓他們直接享受到兩岸交流的實惠,或許會使他們的政治態度慢慢發生變化。
當然,採取「先易後難」的手法,並不等於是就不要解決「難」的問題了。相反,還應對兩岸交流中的一些「老大難」問題,進行「攻堅」。但為了收事半功倍之效,為了使民進黨當局難以提出任何理由予以阻攔,甚至是實施阻攔就必將會激起政治能量較強的中產及上層社會反彈,就適宜選擇某些「含金量」較高、「臨界效益」較強的議題。比如,關於大陸居民赴台旅遊,其實還應加設「醫療旅遊」單項,這就對那些政治立場偏「綠」的醫生,具有一定的誘惑力及吸引力。倘若他們為了爭取經濟利益而跳出來「造反」,就就將能收到加乘的政治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