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中聯辦主任白志健前晚譴責「五一」遊行組織者及「挺何」的談話，粉碎了境外媒體所謂「北京不滿何厚鏵」的讕言，並澄清了「中聯辦與何厚鏵關係緊張」的傳言。白志健的「挺何」談話，頗為及時，也頗收「玉宇澄清萬里埃」之效。與近日來各傳統愛國社團在澳門中華總商會振臂高呼後，紛紛立場堅定、態度鮮明地申明尊重合法遊行，反對違法騷亂，維護特區政府管治權威，支持警方恰當處理衝突一起，相互呼應，確是起到了申張正義、撥亂反正的作用，也充分證明了邪不能勝正。

白志健「挺何」談話的內容，集中到一點就是堅持法治精神，居民的一切行為都必須守法。而「五一」遊行的組織者不按警方規定遊行路線行走，就是違法，因此遊行的組織者應為事件負上責任。

實際上，集會遊行示威作為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已為當今世界各國各地區的認可，「澳門基本法」也規定澳門居民享有集會、遊行、示威的權利和自由。但是，又因為集會遊行示威具有很強的煽動性，故而使參加者和圍觀者產生興奮激昂的情緒，並有可能導致理智的失控，以暴力破壞法律和秩序，甚至被某些有特定企圖的人利用來為其政治目的服務，故各國各地區都通過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對其進行規範和限制，其中有「預防制」和「追懲制」兩種。「預防制」是指在集會遊行舉行之前，必須經主管部門依規定予以審查，並經其許可之後才可進行，所以又稱「許可制」。日本和中國台灣地區實行的是這一制度。「追懲制」，又稱「報告制」或「備案制」，是指集會遊行前只需向主管部門報告或登記，不必經過許可即可進行，但如果在集會遊行中有違法行為，事後加以懲罰。歐美的主要國家多採用這一制度。澳門地區的第二／九三／Ｍ號法律《集會權及示威權》是沿襲於葡國的相關法律，帶有濃厚的歐陸法系色彩，故是採用了「追懲制」。但無論是「許可制」還是「報告制」，如果集會遊行示威的申請不具備一定的要件，或可能直接對公共安全與公共秩序造成危害，主管部門都有權禁止或下令中止。

故此，《集會及示威權》法律，就在尊重澳門居民的集會示威權的同時，也對居民行使這種權利作出了多種限制規範：集會遊行必須在和平及不攜有武器之下進行；不得進行以違反法律法規為目的之集會示威；不容許非法佔用公眾的、向公眾開放的或私人的地方舉行集會或示威；不容許在零時三十分至七時三十分內舉行集會或示威；為維持公共道路上行人及車輛之良好交通秩序而有必要時，至遲在集會或示威開始時的二十四小時前，治安警察局局長得通知更改原定的遊行或列隊路線；集會示威不得進入距特區政府總部、民政總署、法院及警察局、監獄，具外交地位的使館或領事代表處三十公尺範圍線之內；集會示威的發起人有責任維持有關場地的秩序；警局有權中斷違反《集會權及示威權》規定的集會或示威活動；在集會示威中攜有武器者可受其他處罰外，將處加重違令罪的處罰，並對知悉及未採取措施解除攜武器者的武器的發起人，也處違令罪之刑罰；違反《集會權及示威權》之規定舉行集會或示威者，處為加重違令罪而定之刑罰（《澳門刑法典》規定為最高二年徒刑或二百二十日罰金）。另外，《澳門刑法典》中也置有「參與騷亂」、「參與武裝騷亂」、「違抗解散公開集會之命令」等的罪名，其刑罰為最高一年至最高三年的徒刑，或科以最高一百二十日至最高二百四十日的罰金。

對照《集會權及示威權》及《澳門刑法典》的規定，「五一」遊行的組織者，至少是在以下幾個方面有違法表現：一、不按照警方所指定的路線遊行；二、遊行隊伍中出現的某些標語口號，如要按「澳門基本法」規定程序產生的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下台」，已經明顯違反「澳門基本法」；三、發起人未盡維持遊行秩序的責任；四、發起人違抗中止遊行活動之命令。

因此，「五一」遊行中發生的抵觸《集會權及示威權》規定的行為，實質上是挑戰法律尊嚴，踐踏法治精神。正因為如此，白志健主任代表澳門中聯辦譴責遊行的策劃者，並指出其沒有按遊行規定組織「糾察隊」維持秩序，遊行隊伍不按政府規定的路線行走，是屬於違 法行為。這是中央政府尊重澳門特區法律，維護澳門特區法制尊嚴和法治環境，支持澳門特區政府依法行政的具體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