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主席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五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二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中，指示澳門特區政府「要建立健全民主科學的決策機制，提高決策水平。要穩步推進行政和法務等領域的改革，推進施政的法制化、規範化，不斷提高施政能力」。胡主席的這項指示，對於我們反省「五一」遊行，從中找出「長期以來形成的一些深層次問題和矛盾」，從而尋求整改辦法，很有啟迪意義和作用。

實際上，撇開「五一」遊行中 警民衝突現象不提，參與遊行人士所提出的各種訴求，包括大量的民生訴求和部份政治訴求，都是已經存在並有進一步惡化趨向的現實問題。但釀成這一系列問題並讓其得以「長期存在」甚至是惡化發展，很關鍵的一個原因，就是特區政府未能完全建立健全民主科學的決策機制，行政及法務領域的改革嚴重滯後，及與施政的法制化、規範化要求相比，仍有一定距離。在此狀態下所作出的決策，也就必然是脫離實際，並成了擴大貧富差距、加大分配不公的催化劑。

在這方面，「五一」過後香港的一些學者專家的分析，還是頗有道理的。他們指出，澳門回歸已經八年，「社團式」管治的效果已經出現變化。澳門人口少，何厚鏵式的「社團式」管治在過渡期很有效。但當經濟和民智發展至一定程度，人民必然會對政府有更高期望，要求政府更加廉潔，社會更加平等。因此，澳門目前需要平息人民的怨氣，首先是要嚴懲貪官，樹立廉潔的風氣。長遠而言，澳門政府須改變管治思維，由「社團式」經營過渡至問責政府。

一句「社團式管治」，何其形象，何其準確，何其深刻！在這方面，「五一」後本澳也有許多論者有許多分析評論，筆者不再「吃別人嚼過的饃」。但仍感到有必要提出的是，有兩組數據，是值得特區政府深思的：其一、從一九八四年「聯合提名委員會」獲得百分之五十八點三的得票率，佔有直選三分之二應選名額；到一九九六年由「聯合提名委員會」「變身」分組的「群力」、「同心」共獲百分之二十九點七五的得票率，只獲分配八分之三的席位，比十二年前「折損」一半；再到前年「群力」，「同心」是能獲百分之二十二點八九的得票率，幸保三分之一議席；顯見社會利益多元化、不再是傳統愛國社團「獨大」的趨勢，正在形成。其二、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最近的一次民意調查，也打破了「澳門是社團社會」的神話，反映了大部份澳門居民並無參加社團活動，折射了社團的影響力正在趨向下降。

這是正常的現象。這除了是隨著澳門回歸，實施「澳人治澳」，及鄧小平關於「愛國者標準」的概念深入人心，沒有參加傳統愛國社團的人也可以理直氣壯地宣佈，我也是愛國愛澳者！沒有參加傳統愛國社團活動或是受其排斥，並不是甚麼「羞家」的事，同樣可以在社會政治生活中馳騁翱翔之外，也因為隨著大型美資和外資企業進駐，打破了過去帶有「小農經濟」氣息的保守封閉社會架構，迎來了多元資本、多元利益、多元訴求的新格局。

因此，在回歸前仍能見效的「社團式」管治，到了今日就效力漸失。如果再以傳統愛國社團中常見的「家長制」、「一言堂」作風來管治澳門，就必然會碰壁。尤其是在美資、外資大型企業引進現代企業管理方式之下，也必然會對傳統的「社團式」管治模式形成衝擊，更遑論這些企業在「實力」坐大之後，必會提出有別於傳統愛國社團的利益訴求。更不容忽視的是，正如鄧小平對改革開放作出的「打開窗戶，新鮮空氣進來了，蒼蠅也飛進來了」的評價那樣，隨著澳門經濟建設的逐步與國際接軌，某些國際政治勢力也必然會伸手進來，這就令到社會政治態勢更為複雜。但倘管治思維仍停留在「社團式」模式，就必然會大吃苦頭。「五一」遊行所衍發的種種效應，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還須指出的是，由於「社團式」管治觀念根深蒂固，政府決策的諮詢對象也只是圍繞著「來來去去這班人」打轉，以為只要能「搞掂」傳統愛國社團，就萬事大吉。殊不知一來傳統愛國社團無論是會員佔人口比例，還是在立法會選舉中的表現，都已不能代表全體居民；二來即使是傳統愛國社團本身，在「選票壓力」之下，也有了獨立思考的言行表現，這就注定了這種只是與傳統愛國社團協商，將其他各種多元利益人士排斥在外的協商方式，不能再象過去那樣得心應手了。比如，今次「五一」遊行的六個組織團體中 ，有五個就是並沒有參加澳門工聯總會的工會團體。但由於特區政府並沒有將他們視為諮詢、協商對象，使其利益訴求長期得不到政府的重視，那就只好借助遊行請願方式，向公眾宣示。

因此，「社團式」管治方式，已經不適應當今澳門的社會實際情況，更不適用於特區政府的內部管理及決策。從即時起，必須響應胡主席號召，「建立健全民主科學的決策機制」，「推進施政的法制化、規範化」。而從下一屆特區政府起，也應由「商人治澳」模式轉向「公務人員治澳」或「專業人士治澳」發展。因為澳門的商人，往往受社團運作模式影響甚深。何況，「紅頂商人」與工商各界有著千絲萬縷關係，「剪不斷，理還亂」，即使是立心要廉潔奉公、施政為民，也真的並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