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主席曹其真昨日在一個場合談論行政與立法關係問題上，承認立法會與行政當局的溝通欠佳，她舉例說，在審議通過《道路交通法》時，立法會雖然持認真負責的態度，並曾諮詢過各界社團的意見，但由於未與行政當局溝通，不了解行政當局的執法條件，如能否提供足夠的泊車位等，因而在《道路交通法》通過頒佈後，在社會上引發強烈的反應，尤其是因泊位嚴重缺乏而遭到電單車駕駛者的強烈反彈。

曹其真主席所指出的問題，值得深思。其實，問題的所在，已不單止是立法會與行政當局缺乏溝通，還暴露了《道路交通法》草案的研擬者，「閉門造車」，脫離實際，不了解民間實況；也反映了立法會的「民意代表」們，即使是經全民普選產生者，也自覺或不自覺地享受著「社會精英」的榮耀，雖來自於民間而隔絕於民間，高高在上，不知民間疾苦，因而在為諸如《道路交通法》等與民生高度相關的法律立法時，與民生實際發生嚴重的脫節。

其實，對就《道路交通法》與民生實際嚴重脫節的問題，本欄早就有所評議。實際上，本欄在五月三十一日就以《十一電單車慢駛遊行正醞釀中應預早化解之》為題分析指出，電單車的體積較小，無論是駕駛還是推行都較為靈活，故其駕駛者平時就有穿越行人道及隨意泊車的習慣。而《道路交通法》則對此類原本雖是屬於違法但卻並未予以嚴管的行為，有較為嚴苛的處罰。再加上全澳有八萬多輛電單車，但是政府卻只能向社會提供二萬多的電單車公共泊位，「僧多粥少」，《道路交通法》正式生效後，現時的隨意泊車及穿越行人道行為，都將受罰。因此，《道路交通法》就觸動了電單車駕駛者的利益，而被他們視為「惡法」，成為他們「十一慢駛遊行」的被針對目標。

本欄當時就指出，這就凸顯了兩個明顯的立法失誤問題：其一、立法者只講動機，不顧條件和後果，尤其是不顧八萬輛電單車只有二萬個公共泊車位的現實，因而無論是該法律的法案研擬者，還是立法程序的執行者，都忽略了新制訂的法律是否「窒礙難行」的問題。有對《道路交通法》頗為不滿的電車駕駛者就對筆者表示，那些議員出入有汽車代步，又怎會知道我們駕駛電單車的苦況！其二、在《道路交通法》的立法過程中，雖然有進行社會諮詢工作，但被諮詢者大多是社團領袖，而並未向社會公佈法案全文，更沒有向社會諮詢意見。眾所周知，「來來去去這班人」的那些社團領袖們，大多是有私家車代步，甚至是有司機接送，當然不知電單車的「車情」。而受《道路交通法》影響最大的八萬多電單車駕駛者，卻未被諮詢。待到法案通過及頒佈後，他們才知道有這麼一個「惡法」，想要提出修改意見也來不及了。

本欄當時認為，為了解決《道路交通法》在規範電單車部份的執行條件尚未完全成熟的問題，也是為了避免醞釀中的「十一電單車慢駛遊行」將會造成的不良影響，似是各有關方面的都應盡量利用尚餘下的四個月時間，設法消除上述矛盾。一方面，加快修建電單車泊車位的進度；另一方面，倘若確受修件所限，未能趕及在十月一日前增加六萬多個電單車位，相關部門也宜按照法定程序，宣佈暫緩執行《道路交通法》中有關規範電單車停泊的部份，並設下一個緩衝期。待到時機成熟，亦即提供了足夠的電單車泊位後，該部份條文才恢復生效。

這就涉及到「民主立法」的問題。為此，《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就設置專條（第五條）規定：「立法應當體現人民的意志，發揚社會主義民主，保障人民通過各種途徑參與立法活動」。而有關「立法法」的學習材料在對這一條文的釋義則指出，人民當家作主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通過各種途徑參與國家立法活動，使法律真正體現人民的意願，反映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有關國家機關在其立法活動中，要採取各種有效措施，廣泛聽取人民群眾的意見。人民群眾通過多種途徑參與立法活動，有利於加強立法的民主性、科學性。同時，在立法過程中吸收人民群眾參與，是在人民群眾中宣傳和普及法律知識的需要。因此，在立法工作中必須堅持群眾路線。人民群眾不應是法律、法規、規章的被動接受者，而首先應該是立法的積極參與者。

這一原則，也適用於澳門特區，只要將其中的「發揚社會主義民主」改為「發揚民主」，「國家機關」改為「立法機關」、「行政機關」，「人民當家作主」改為「澳人治澳」，就幾乎可以全盤照搬到澳門特區的立法活動中去。遺憾的是，那個被視為澳門特區「立法法」的《關於法律和行政法規的規定》，只是僅就「立法權限」進行規範，而遺留了調整規範立法活動也必須注意的「適用範圍」、「立法程序」、「法律解釋」、「適用規則」等重要內容。這就難以保證，今後在立法過程中及法律的運用方面，不會再發生新的爭議困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