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對政府各政務範疇「施政方針」的辯論，昨日輪到了社會文化範疇，社會文化司司長崔世安向立法會引介其所主管的社會文化範疇的「施政方針」，並回答了議員們的質詢。

或許，崔世安司長與澳門各社團尤其是基層社團的淵源較深；也或許，崔世安本人的工作作風及政績表現沒有太多可讓人們挑剔之處，故在昨日的「施政方針」辯論過程中，議員們的「炮火」力度大為減弱，算是給足了「面子」，從而使立法會內與行政機關的關係，出現了難得的相對「和諧」氣氛。

倘若這種相對「和諧」氛圍，能夠推延至整個社會文化範疇政務的各個領域中去，距離建構和諧社會目標的實現，就將向前邁進一大步。實際上，社會文化政務範疇的各個領域，尤其是衛生、教育、社會工作、文化等，與澳門居民的生活品質密切相關，與經濟範疇一道，是最能體現「以人為本」的政府行為，也是最能體現居民綜合生活品質是否得到提升的關鍵所在。社會文化範疇的工作做好了，民間對社會對政府的滿意度就將會有所提升，怨氣就將會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官民關係就能從緊張走向紓緩以至融洽。

應當說，在過去的一年間，社會文化範疇的政務是有長足進展的，也為紓緩民間的一些怨氣提供了「泄氣閥」的效能。比如，該範疇率先落實「何九招」，宣佈推行十五年免費教育；又如，積極籌劃，改革社會保障基金，使之擴大適用範疇和降低受益年齡；再如，設法克服各種困難，推動幾項社經屋計劃工程及時動工。這些作為，對特區政府的整體政務，可說是加助而不添亂。

如果採用特首何厚鏵在二零零八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所使用的「延長政績時效」方式，社會文化範疇對於穩定澳門社會，就曾發揮了重要而又關鍵的作用。尤其是在二零零三年鄰近地區「SARS」肆虐期間，由於澳門特區政府得悉先機，將預防工作做在前頭，並及早制訂了應急措施，使到澳門這塊「蓮花寶地」再次有驚無險地避過了這場 人類災劫，澳門居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得到了切實的保障。而在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寶貴的。只要有了人，甚麼人間奇跡也可以創造出來。尤其是在當今全世界都在講求「人權」尤其是其中的「健康權」的普世價值之下，澳門特區在抗擊「SARS」鬥爭中所創造的「零紀錄」（有一宗紀錄是在外地發病），足可令世界衛生組織和全人類為之注目。這個成績的取得，當然是與全澳居民的努力和全體醫護人員的勤奮工作分不開，但更不容忽視的是，崔世安以其公共衛生管理博士的專業特長，專才適任地指揮這場戰役，所起的關鍵作用。

確實，社會文化範疇的各個領域，大多是專業性較強的業務。基本上，各個領域的主事人都具有相應的專業知識，亦即既具有公共行政管理的「通才」知識，又擁有其所主管政務領域所需的專業「專才」學識。因而在推動政務時，就能得心應手，事半功倍。

但也有例外者。社會文化範疇內個別領域的主事者，不一定擁有其主管行政領域所需的專業知識、只不過是由於歷史的原因而被安排在領導和主管的位置上。由於並非是專業對口，有時其主管的業務領域也就鬧出了常識性的笑話。崔世安未能及時予以調換，應有失察之責。不過，似乎並非全是他的責任，正如前述，此類的人事安排，有著歷史的背景，即使是司長明察，也無可奈何。然而，社會文化範疇內的人事行政，是在特區政府各個政務範疇內，最先敢於頂住不正之風的。比如，一些高級官員脫離規則的職位考試，被司長辦公室予以否決，開了遏制不正之風的先河。在「歐文龍事件」爆發之前，能夠有此負責任的表現，實屬難能可貴。這對於紓解民間對公共行政層面的某些怨氣，也起到表率作用。

盡管如此，社會文化範疇政務仍有若干領域，是由於處理失當，仍將會引發民間不滿情緒。其中最明顯的，是「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問題。就在崔世安向立法會引介其主官範疇「施政方針」當日，傳來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關注松山燈塔景觀受到高層建築威脅的消息，而崔世安也證實了特區政府已收到國家文物局及全國教科文組織關注東望洋燈塔的功效。雖然「遮塔」的責任，不應由社會文化範疇獨力全負，其他的一些範疇以至政府一級的責任更大，但社會文化範疇未能及時對新口岸解除建築物高度的批示，及東望洋斜路的超高層樓宇批則提出警告，則至少是有失職的失誤。而「澳門歷史城區」被收納進《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已兩年多，仍未能為保護「世遺」研擬出法律草案，也與社會文化範疇的職責有距離。

保護「世遺」，也是提高居民綜合生活素質的一項重要內容，也關係到「人和自然的和諧相處」。社會文化範疇的政務工作，還須加把勁！

（發自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