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立法會對特區政府五大政務範疇「施政方針」進行辯論的最後一日，曹其真主席針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切「澳門歷史城區」中的東望洋燈塔的景觀受威脅的問題，要求劉仕堯司長作出解釋：國家文物局轉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關切信函，究竟是發出「黃牌」還是查詢要求解釋？

被質詢的劉仕堯司長，因手頭並無這方面的資料而無法作出解釋。而掌握這方面資料的文化局長何麗鑽，事後則在向查詢的媒體表示，世界遺產的國際保護制度中並無「黃牌」、「紅牌」的規則模式，而國家文物局向澳門特區政府轉交的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世遺中心的信函，則是對澳門「世遺」緩衝區的一些在建項目可能會影響東望洋燈塔的景觀表達「關注」，要求提供有關的情況說明。

從何麗鑽的解釋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遺中心對「遮塔」一事的反應，到目前為止，尚只是到「查詢情況」的階段。既然有團體向世遺中心反應情況，世遺中心當然要作出反應。否則，就是官僚主義了。不過，從世遺中心的反應看，還是頗為謹慎的：一方面，派出專人到澳門進行實地調查觀察；另一方面，致函中國境內所有「世界文化遺產」的主管單位－－國家文物局查詢，而非是直接回覆當初致函反映情況的民間團體。就此，有關「護塔」的行為，已由原先的民間行為，上升到國家行為的位階。

盡管如此，到目前為止，世遺中心對「遮塔」一事，仍只是表達「關注」的層次，並給國家文物局提供了「解釋」的機會，尚未到提出「警告」的程度，更遑論「踢出局」的地步。但也不能僥倖大意，「關注」往往是提出「警告」的「初級階段」，如果「解釋」未能令世遺中心滿意，甚或是無動於衷，未採取改善措施，也不排除會由「關注」升級為「警告」，亦即俗語的「黃牌」。

實際上，在《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及世遺中心的實際操作中，並無「黃牌」、「紅牌」之稱，這只是人們將之類比於球賽規則具形象性的形容而已。可以說，「黃牌」相當於「世遺」項目被列入《瀕危世界遺產清單》，而「紅牌」則是「世遺」項目從《世界遺產名錄》中除名出去。而從「澳門歷史城區」的保護現狀看，即使是「遮塔」的事實成立，也未到「澳門歷史城區」被列入《瀕危世界遺產清單》亦即遭發「黃牌」的地步，更遑論遭發「紅牌」亦即被「踢出局」了。但是，如果不正視「遮塔」的事實並設法予以改善，不排除世遺中心會正式表達「關切」甚至是發函「警告」。

《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的第十四條第四款對瀕危遺產問題有如下的表述：委員會應在必要時制定、更新和出版一份《瀕危世界遺產清單》，其中所列財產均為載於《世界遺產名錄》之中、需要採取重大活動加以保護並為根據本公約要求給予援助的財產。《瀕危世界遺產清單》應載有這類活動的費用概算，並只可包括文化和自然遺產中受到下述嚴重的特殊危險威脅的財產，這些危險是：蛻變加劇、大規模公共或私人工程、城市或旅遊業迅速發展計劃造成的消失威脅；土地的使用變動或易主造成的破壞；未知原因造成的重大變化；隨意擯棄；或裝衝突的爆發或威脅；災害和災變；嚴重火災、地震、山崩；火山爆發；水位變動；洪水和海嘯等。委員會在緊急需要時可隨時在《瀕危世界遺產清單》中增列新的條目並立即予以發表。

在這段文字中，明確了列入《瀕危世界遺產清單》的一些具體條件。這些條件在其後的世界遺產委員會的文件中又有詳細闡述：一、首先當然需要具備世界遺產的資格。二、面臨被毀壞的危險。三、有關該遺產保護的國際合作已經十分必要。四、要有本國瀕危遺產的援助申請，這種援助必須是看來有效的，這種要求可以由世界遺產委員會任何一名成員或其秘書處－－世界遺產中心提出。具備了以上條件，某一遺產地就可能被列為瀕危遺產。列入瀕危遺產，雖然可以獲得資金、技術的援助，但實際上，也是明確表達了世界遺產委員會對遺產地國家保護不力的批評。對瀕危遺產的評定，充分考慮主權國的意見，但也不完全取決於主權國的意見。比如對印度的馬納斯禁獵區。

《瀕危世界遺產清單》也同《世界遺產名錄》一樣，作為世界遺產委員會的正式文件，每年公佈一次。列入這個清單，並不考慮這個國家是富有還是貧窮。提醒人們去關注危險的現實繼而進行保護，是這份清單的終極目的。出現在這份清單上的遺產，在保護措施得力並富有成效時，就會撤掉。如二零零一年的名單中，尚有巴西伊瓜蘇國家公園，但在二零零二年的新名單中已經將其去掉。

到目前為止，在我國的三十多項「世遺」項目中，雖然有多個項目已受到世遺中心的「關切」，如故宮、布達拉宮、三江併流等，但尚未到被列入《瀕危世界遺產名錄》的地步。因此，當去年內地媒體報導稱上述項目已被世遺中心「出示黃牌」時，當即由國家權威機構授權新華社作出澄清。但這並不等於政府不注意保護世遺項目，如近年已對某些世遺項目 範圍內的「遺章建築」進行了清拆處理，包括曾花巨資興建的賓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