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利馬法官在對第三六／二零零七號案件中的「證據上訴」案所作的「批示」中指出那樣，由於受澳門特區法律《司法組織綱要法》相關規定限制，作為特區政府主要官員的歐文龍，不具有上訴權。

倘若歐文龍涉貪案由澳門特區終審法院合議庭判決有罪並予以量刑，但他又被「剝奪」了上訴權之後，會在政治、法律、司法等領域，產生甚麼樣的負面效應？這是值得各相關方面認真思考的：

一、在國際輿論上，澳門特區可能會被視為「人權保障不足」的地區。眾所周知，葡國國會已於一九九二年以第四十一號「決議」，決定將兩個「國際人權公約」引伸適用於澳門，并通過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二日《澳門政府公報》刊登此「決議」方式生效。為此，「澳門基本法」第四十條規定，兩個「國際人權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澳門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澳門特區的法律予以實施。基本法還特別強調，澳門居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除依法規定外不得限制，但此種限制不得與在澳門適用的國際人權公約相抵觸。

根據葡國國會「決議」的規定，「覆審」亦即「上訴權」並不屬於不在澳門適用的保留內容。因此，按照「澳門基本法」第四十條尤其是其中的「澳門居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除依法規定外不得限制，此種限制不得與本條第一款規定抵觸」的規定，作為澳門永久性居民的歐文龍，應當享有《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第五款的規定的上訴權。而《司法制度綱要法》有關行政長官、立法會主席及主要官員不具上訴權的規定，明顯地不但是抵觸《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一條第五款的規定，而且也是抵觸「澳門基本法」第四十條「此種限制不但與本條第一款規定抵觸」的規定的。

「澳門基本法」第四十條第二款的規定，體現了在刑事訴訟政策上，國際法優於國內法的原則。此前，本欄曾引述王西安著、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國際條約在中國特別行政區的適用》一書，強調了這一論點。而由陳光中主編、，楊宇冠副主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我國刑事訴訟》一書亦指出，在刑事訴訟國際法和國內法衝突時，應優先適用國際法。也就是說，刑事訴訟國際公約與國際法的關係，應實行國際法優先原則。這是因為，「條約信守原則」要求締約國不能以國內法為由而不履行條約義務，這是中國參加的《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二十七條規定的：「一當事國不得援引其國內法規定為由不履行條約」。倘若國內法與國際法發生衝突，國家應當以積極的行為通過法定的程序修改國內法，以使國內法與國際法相一致。

至此，倘若澳門特區以《司法制度綱要法》的相關規定為由，「剝奪」歐文龍的上訴權，就也是抵觸《維也納條約法公約》所規定的「條約信守原則」。既然如此，就應當以修訂《司法制度綱要法》來適應《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第十四條第五款有關「複審」的規定。

由於「歐案」已經受到國際社會矚目，倘若歐文龍受澳門特區法律所限而被「剝奪」上訴權，也就必將受到國際社會的關切。而聯合國人事理事會的職責之一，是負責對聯合國所有成員國作出階段性人權狀況回顧報告；理事會成員國（中國是理事會成員國之一）在任期內必須接受定期普遍審查機制的審查。或許，歐文龍被「剝奪」上訴權一案，將會成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對「中國澳門」人權狀況年度回顧報告的重點內容。倘此，將會嚴重影響澳門特區的政治形象。

二、可能會釀成「國際官司」。利馬法官在「批示」中指出，「即使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違反了上述結論所提到的規範，其解決辦法並非為接受一法律沒有規定的上訴，利害關係人僅可追究或有的國際責任」。有人說，這是利馬法官認為歐文龍可循「打國際官司」解決其「上訴權」問題。

按照《聯合國憲章》及相關章程規定，歐文龍如要「打國際官司」，國際法院律並無管轄權，因為國際法院的訴訟對象是國家，是審理國家之間的法律爭端。而且，國際法院並沒有刑事審判的管轄權，「國際人權公約」也不給予國法院院以處理人權問題的強制管轄權。

但《聯合國憲章》和「國際人權公約」向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賦予了有關人權問題的管轄權，

包括各國公民對國家的人權申訴權利。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五日，第六十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決定以人權理事會取代人權委員會。人權理事會享有對各國公民對國家人權申訴的管轄權。因此，歐文龍完全有權按照利馬法官「僅可追究或有的國際責任」的指示，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進行申訴。倘此，就必然會釀成「國際官司事件」，對澳門特區並非是好事。

三、為歐文龍未來「翻案」留下隱患。如果對文龍涉貪案，僅是以一審為終審，由於缺少了上訴程序，也就難以將之辦成「鐵案」。被告完全可以此為藉口，不服判決，日後必然會隨時要求「翻案」。只有經過上訴二審程序，才能使歐文龍對判決口服心服。日後如果歐文龍翻案，必將會使澳門特區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并使澳門特區的廉政成果受到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