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2月12日晚“周恩來總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一次有張學良和楊虎城舊部及親友出席的宴會，以紀念“西安事變”25周年。

宴會結束以後，周恩來回想起張學良寄給他的最後一次信，該是1946年春天。當時，張學良手書的密信系由東北元老莫德惠，奉蔣之命前往貴州息糗監獄探訪張學良的時候，偷偷避開戴笠的耳目捎出來的。張學良在寫給周恩來的最後一封信中，這樣寫道:

“別來十年，時為想念。兄當同感，現日寇已經驅出，實為最快心之事。爾來兄又奔走國事，再做紅娘，願天相助，早成佳果。此良所想者也。近日友人慘死，數難聞之，為之一痛，只心吊而已。良一切尚好，餘不盡一。弟良于四月十九日。”

接到張學良密信後，周恩來曾多次利用公開場合向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提出早日釋放張、楊的嚴正籲請。可是，卻一度被蔣介石拒絕。周恩來總理決定親筆給張學良再寫一封信。這封重要的信件由誰才能安全送到被國民黨特務嚴密監視的張學良手中呢？

中央有關部門把朱湄筠女士在香港定居的近況，向周恩釆作了匯報。周恩來遂同意中央負責台情工作的部門，直接派人去香港，設法與朱湄筠取得聯系。當朱湄筠獲悉情況後，她當即答應一定遵照周總理指示，親自前往台灣轉交密信。這時，周恩來才動筆寫了－封經過深思熟慮的信件。周恩來用毛筆在雪白信箋上只寫下16個飽含深意的字:

為國珍重，善自養心；前途有望，後會可期;。在這封既無收信入名號，也沒有地址的信上，周恩來總理鑒於當時台灣當局對張學良嚴加監禁的情勢。他本人也沒有任何署名。但是，由於張學良從前多次和周恩來有過書函往來，所以他肯定熟悉周恩來那風格特殊的毛筆字。經過周恩夾反復思考推敲寫下的16個字，其深切含意相信定會讓幽禁中的張學良既感受中國共產党和周恩來本人對他的關懷，同時也會鼓舞張學良在艱難環境中的鬥志。

周恩來考慮到張氏家族在大陸的成員，尤其是張學良胞弟張學銘和雖不同母但感情至深的海軍副司令員張學思，也都對可望而不可及的張學良日思夜想。於是周恩來決定張學銘和張學思也可給大哥各寫信一封，一併通過在香港的朱湄筠女士秘密送往台灣。

朱湄筠接到這三封信件以後，把它們小心密封在一隻精緻糖果盒的底層。然後正武向台灣方面申請赴台探親。當時台灣當局對香港居民赴台探親也同樣採取了嚴格的審查制度，意在擔心有少數“匪諜”潛入台島。盡管如此，朱湄筠仍在台灣親友們的鼎力幫助下，於1962年4月，得以從香港飛入台島。

她來臺北後，才發現如果她想走進張學良在北投複興崗70號的住宅，關卡重重，特務密佈。至於張學良每週必去臺北士林教堂做禮拜的傳聞，經朱湄筠到台後的瞭解，確認乃是實情。但士林地區歷來為蔣氏家族居住地，平日去凱歌教堂聽《聖經》的，除蔣家人外便是國民黨的上層人物，像朱湄筠這樣從香港來台探親的人是決然不得隨便進入士林地區的。在這種情況下，朱湄筠女士沒有氣餒，她決心在臺北住下來，慢慢等待時機想辦法。

一直到當年10月，深秋已至，朱湄筠等盼得心焦火急，因她知道如繼續在台灣久留，必然會引起台灣情治機關的注意。車好當年10月10日張學良有一次公開活動，朱湄筠即通過從前在天津結識的黃仁霖(張學良至友、宋美齡的大管家)，把她從香港帶至臺北的一盒糖果，轉交給當時住在董顯光(張學良的基督老師，國民黨前駐美國大使)家裏的張學良夫婦。黃仁霖不知這盒高級糖果內的玄機，不費吹灰之力就安全送到董家。至此，周恩來總理和張學銘、張學思的三封信，才輾轉送到張學良的手裏。

周恩來自這三封信送至朱湄筠手中後，始終掛念轉信的情況。當年年底，中央有關部門才把朱湄筠女士轉信的具體情況上報，該文件這樣寫道:

“張學銘、張學思給張學良的信，已托朱五送到台灣張學良手中，我(這裏指我方之意，亦即周恩來的信件)寫”為國珍重，善自養心；前途有望，後會有期”幾句話亦已帶到。張現住董顯光家中，僅獲有限度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