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生命的最後歲月

他在周恩來總理身邊15個春秋,日日夜夜照料著總理的生活;他伴隨著總理夫婦走完了生命最後的歲月,曾親手撒下周恩來和鄧穎超的骨灰。他就是周恩來的貼身警衛員高振普。20年前,筆者曾與高振普住在同一個宿舍院裏,經常聽他講述周總理晚年的一些往事。前不久,高振普又做客北京衛視,披露了周總理晚年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細節。現將其整理如下,以饗讀者。

1972年5月,查出了周總理患有膀胱癌,因為是初期,便做手術切除了。後來又經過幾次化療,病情才有好轉,由於工作實在太忙,後來化療便改為在家裏做。周總理的病情發展到後期時經常尿血,最多時一天的尿血量(除去其中的水分)約200毫升,眼看著總理一天天消瘦下去,而他的工作量卻沒有減少,身邊的工作人員非常著急。最後總理才同意住院進行治療。此時大家才感到一些欣慰。

1973年3月,又發現總理患了直腸癌並於26日做了手術。這時,突尼斯總理努依拉來華訪問,提出一定要見周總理。外交部解釋說,總理因病住院不能會見外賓,但對方非見不可,他們說,見不到總理我們不回去。而且對方還提出,如果怕我們帶來病菌感染了總理,隔著玻璃見一面就行。可見周總理在非洲人民心中的威望是很高的。這件事最後報告了總理,總理同意會見。就這樣,4月3日,剛做手術後不久的周總理躺在病床上會見了外賓。

1975年4月,金日成主席訪華,要到305醫院看望周恩來。

高振普:已經病重的周總理雙腳腫脹,根本就穿不進皮鞋。總理平時是非常注意儀錶的,哪怕是舊衣服穿在身上都平平整整、有模有樣的。我們見總理穿不上鞋,都很著急,心想,總不能讓總理穿著拖鞋去見客人啊。於是準備給總理去定做一雙黑色圓口布鞋。

第二天我拿著事先量好的尺寸去找做鞋的韓師傅,因為保密,還不能讓他知道總理有病。我說這雙鞋一定要做得大一些,韓師傅可能是猜出了總理有病,眼淚流了下來。

第二天中午,鞋做好了。

鞋拿回來後,總理穿上高興地說:“很好嘛,布鞋養腳啊!”他那濃郁的蘇北口音一下子舒平了我們多日不展的眉結。

那天下午4點鐘,金日成由鄧小平同志陪同走進醫院的客廳,總理清瘦蒼黃的臉龐上露出了多時不見的笑容,穿著平底寬大的布鞋,高興地迎上前和金日成親切地握手。

開始金日成神情很沉痛,久久地握住周恩來的手,不安地上下打量這位重病的老朋友。後來他被周恩來那樂觀開朗的情緒感染了,漸漸地露出了笑臉,和周恩來開心地談笑起來……

1975年12月,周總理的病情開始惡化,進入了斷斷續續的昏迷狀態,20日淩晨,總理清醒過來後,精神稍好了一點兒,他叫秘書立即打電話給負責臺灣工作的羅青長同志,請他儘快來醫院。

高振普:那天早上5點左右,總理要我打電話通知羅青長同志來一下。等他趕來時總理又暈睡了過去。等了一會兒,總理清醒了一些後,我彎下身子對總理說:總理,青長同志看您來了。我順手給羅青長搬了把椅子,讓他坐在總理身邊。他看見總理那消瘦的面容,伏下身子心情難過地與總理交談。

那時,總理說話的聲音已經斷斷續續,非常微弱,羅青長聽起來很吃力,有些話也聽不清楚。我著急,順勢彎下腰,耳朵緊貼在總理的嘴邊,總理講一句,我抬起頭來傳一句……這樣反反復複地持續了20多分鐘。談話的主要內容是臺灣問題。因為總理講的都是工作上的事情,我不懂,青長同志對我說,你只管“翻譯”就行,內容我都知道。談話中,總理還提到了另外一件事,就是有一份題目為《速記簡報》的文件,過去在延安時就出過差錯,造成了不良影響。恰在這時,毛主席又批評了外交部的另外一份簡報,總理提醒羅青長和有關部門今後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總理都病成了那樣,還牽掛著這樣一個具體問題。

後來曾不斷有人問過我,周總理到底工作到了什麼時候?我說,周總理一直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後一刻。

1月7日這一天,總理的精神狀態突然間非常好,眼睛一直睜得很大,也沒有睡意……我們原本想集中所有的工作人員,包括司機和伙房的大師傅來看看總理,自從總理住院以來大家都沒有見過他,但又一考慮,怕總理會產生別的想法——“你們這麼多人看我來幹嘛?”於是這次見面還是暫時取消了。

第二天早上,高振普走進病房,總理看見他點了點頭。喬金旺同志讓高振普出去先休息一會兒。就在高振普剛走出病房不到幾分鐘,應急電鈴(1月4日剛安裝的)突然響起,傾刻間,所有的工作人員都快步跑進病房,內科醫生陳再嘉看著心電圖急得哭了起來,此時,總理的血壓已急劇下降到了0,心電圖已經成為了一條平線……

高振普:總理就這樣離開了我們,他走得是那樣的突然。李先念同志是聽到消息後第一個趕到了現場的。他站在總理遺體面前,老淚縱橫。我把他扶到了沙發上座下。又過了一會兒,中央領導陸續都來了,鄧小平同志帶領大家走進病房,向周總理默哀告別。

從周總理去世那天起,鄧大姐就每天都要向他獻上一個鮮花花圈,當時,北京的氣候很冷,鮮花幾乎無處可買,花店就每天從廣州空運過來一批鮮花。當廣州方面知道鮮花是鄧大姐為周總理買的時,曾堅決不收費,但鄧大姐不依。她對秘書趙煒說:“這筆錢,你一定要付。”悼念周總理那幾天,鄧大姐買花一共花了480元,她怕不照她的要求辦,堅持要親自看過發票才放心。

緊接著,西花廳的工作人員便開始為周總理準備衣服和骨灰盆。

高振普:我們去問鄧大姐準備什麼樣的衣服,她明確地告訴我們:不要做新衣服,要選總理平時最喜歡穿的、現有的最好的衣服。我們找來找去,總理穿過的所有的衣服,包括內衣和內褲幾乎都有補丁。最終,我們選中了一套總理冬天穿的灰色凡拉絨中山裝,雖說舊了些,但沒有補丁;一件布襯衣,也已穿過多年,不過沒有換領子和袖子。這幾件衣服,有的穿了幾年,有的甚至穿了十幾年。當我們把衣服選好後請鄧大姐認定時,鄧大姐含著眼淚點點頭說:“這是恩來的作風,平時為他添置一件衣服都很難,他死後咱們還是要尊重他,不要為他浪費錢。新的舊的都一樣,一把火都要燒掉的。這樣做也許有人會責怪你們,那也是暫時的。”

我們把準備好的衣服,用一塊使用多年的紫色布包好,送到了北京醫院。多年為總理看病的老醫生韓宗琦打開包一看,頓時就火了,他氣憤地沖著我們喊道:“你們這是什麼意思?你們想幹什麼?怎麼拿來這樣的衣服?為什麼不給總理做新的?你們不做,我自己出錢給總理做。你們跟總理那麼多年,你們對得起他嗎?”

聽著他的這番指責,我們誰也沒說什麼。我們理解他,他對總理是懷有深厚感情的。我們又何嘗不是懷有同樣的心情呢?

隨後,高振普、張樹迎與總理治喪辦公室的同志一起去八寶山革命公墓選購骨灰盒。那裏的負責人拿出兩種骨灰盒來,一種裝飾性的東西較多,價錢較貴;另一種便宜,300多元,花色也可以。他們覺得貴的那種顯得不太素雅和莊重,便決定依據周總理和鄧大姐的喜好買那種便宜的。不想那便宜的當時只剩兩個,一個掉了一塊漆皮,一個是漆皮完整,但盒蓋不太好用,開起來有點兒費勁。挑來挑去,選擇了那個漆皮完整的,他們想骨灰裝進去後是不會經常打開蓋的。

回來後,高振普和張樹迎便向鄧大姐作了彙報,並請她過目。豈料她說:“不用看了,全權委託給你們了。骨灰盒只是一種形式,沒必要那麼講究。”

出殯的日子到了。

1月11日下午4時30分,一輛紮結了黑黃兩色綢帶的靈車載著周總理的遺體緩緩由北京醫院開出。靈車徐徐碾著長安街鉛灰色的路面,由東向西駛去。“只見總理去,不見總理歸”。此時,長安街成了“淚飛頓作傾盆雨”的十裏長街。

高振普:我和秘書老張分別坐在總理遺體兩側,靈車行駛途中,我輕輕地把窗簾撥開個縫隙,向外望去,我看到,成千上萬的首都群眾,扶老攜幼,默默垂淚,裏三層外三層地站立在街道兩旁,這自發組成的送葬長隊蜿蜒了數十裏。

鄧大姐和趙煒坐在後面一輛總理生前用過的專車上,她讓司機加快點速度,說天太冷,好讓外面的群眾早點兒回家。

然而,前面的靈車依然走得很慢,也許是司機不想把周總理儘快送走,也許是他也想到要讓群眾多見一眼周總理……車緩緩地、緩緩地向前行進著,從北京醫院到八寶山這段路程平時只需半小時,這次卻足足用了1小時35分鐘。

靈車在漆黑的夜幕裏抵達了北京西郊的八寶山革命公墓。自周總理去世後,火化場的工人們就把火化爐修整一新,挑選出了最優秀的火化工。可誰也不願意親手把總理送進火化爐,更不願意去扳動那重似千斤的電閘。

我、張樹迎和喬金旺始終守在火化爐旁,相對無言,忘記了看手錶,幾點開始火化,幾點骨灰出爐,誰也記不清楚了。火化結束時,我們用新做的取灰工具,一點兒不漏地把骨灰全部清掃出來,還從骨灰裏撿出了皮鞋底子上的鐵釘,皮帶上的鐵套頭,以及假牙的鐵托子,現在這些東西只剩下燒焦發黑的小鐵疙瘩了!隨後,我們捧著骨灰盒和鄧大姐送的花圈,由治喪辦的同志護送,乘車離開了八寶山。

高振普:1976年1月12日上午,鄧大姐就把我和張樹迎、趙煒叫到她的辦公室說,“恩來同志不保留骨灰的請求,毛主席、黨中央已批准了。今天叫你們來,就是要研究一下把骨灰撒在什麼地方,並由小張和小高你們倆去執行撒骨灰的任務。”

起初,鄧大姐讓高振普他們一起去找一找,看哪個地方可以撒骨灰,最好撒在有水的地方。

但在數九的天氣裏,北京到處都是冰封大地,骨灰撒在哪里啊?3人驅車在北京附近察看了玉泉山、八一湖和京密引水渠幾處地方,都覺得不理想,因為大部分河段都凍了冰,只有一小段地方有點兒水流,如果骨灰撒下去就會在不遠的地方聚集起來,再說就這樣把骨灰隨隨便便地一撒也對不起周總理、鄧大姐和全國人民哪!

找不到一個合適的地點,他們當時的心情別提多難受了。下午回來後,便把看的幾處地方如實向鄧大姐彙報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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