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匯率問題再次升溫，先是美國方面，出於中期選舉的政治目的，要求中國加快人民幣升值的步伐，接下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2010年年度會議上，一場所謂“貨幣戰爭”的硝煙隨之而起。10月8日,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報6.6830，較國慶節前的6.7011元上揚了181個點，再次創下2005年匯改以來的新高。十一期間，國內主要金融市場均休市，但在此期間，由於美聯儲再度實施“量化寬鬆”政策的預期，美元指數破位下行，以美元兌日元為例，一度挫至15年新低。

在國慶長假期間，美國財長蓋特納曾表示，擁有大幅貿易逆差的國家應讓本幣升值，IMF總裁卡恩隨後也表示，中國應加快人民幣升值步伐。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呼籲，歐盟不要壓迫中國加快人民幣升值。

在西方媒體聚焦放大之下，各國近期穩定幣值之舉似乎吹響衝鋒號，國際市場的匯率波動則好似狼煙滾滾，“戰爭”一觸即發。然而，從匯率問題到貿易和經濟發展模式，從發達國家到新興經濟體，這場戰爭既沒有明確的戰場也沒有清晰的敵我。所謂的“貨幣戰爭”更像一團迷霧，籠罩在世界經濟復蘇的地平線上，模糊了其中的利益糾纏。

硝煙四起

有關“貨幣戰爭”的言論並非一夜之間成為熱門話題，而是隨著國際市場匯率變化漸成氣候。當IMF和世行年會在華盛頓舉行之時，美元對歐元匯率已經跌至8個月以來最低，美元對日元匯率一度跌至15年最低。在新興經濟體國家，隨著本幣對美元持續升值，各國不但嚴防熱錢湧入，還面臨出口下滑、經濟增長減速的難題。這樣的背景下，不少政府紛紛出招穩定匯率，一時間“貨幣戰爭”硝煙四起。

巴西政府4日宣佈,增加針對外國投資者在巴西固定收益投資的金融操作稅,稅率從2％增加到4％。巴西財政部長吉多?曼特加解釋，提高此項稅收旨在維持巴西貨幣雷亞爾幣值穩定。今年以來，隨著巴西經濟穩步恢復增長，進入巴西的美元資本持續增加。儘管巴西中央銀行每日兩次入市購買美元以阻止雷亞爾的升值趨勢，但雷亞爾幣值近來持續升值，對美元匯率再次回升到2008年9月金融危機爆發前的水平。穩定的雷亞爾幣值對於正走出金融危機陰影的巴西經濟至關重要。曼特加說：“美元對雷亞爾匯率走低將影響我們的出口。”巴西宣佈提高針對外國投資者有關稅收第二天，韓國政府也表示，為防止外資流入過度衝擊韓元幣值，考慮加強監管外匯金融衍生產品。為減緩韓元升值壓力，韓國在9月大量買入美元，但韓元對美元匯率仍持續走高，一度創下5個月以來最高紀錄。韓國企劃財政部長官尹增鉉表示，鑒於匯市近期可能會大幅波動，政府準備必要時候採取干預措施。

迫于美元持續貶值的壓力，日本政府和央行今年9月15日在東京外匯市場拋售日元買進美元，6年來首次直接干預日元匯率。此外，日本中央銀行――日本銀行5日宣佈下調銀行間無擔保隔夜拆借利率到零至0.1％，開始實施包括零利率政策在內的綜合寬鬆金融政策。儘管日本政府和央行多管齊下，但仍然難以逆轉日元對美元的升值趨勢。

美元因素

在“貨幣戰爭”的喧囂背後，美元因素不可忽略。美元匯率看似毫無規律的波動其實與美國經濟的運行節拍和美國政府出臺的經濟刺激計劃息息相關。自2008年9月金融危機爆發至2009年3月，美元持續升值，吸引資金回流救助美國經濟。一旦度過金融危機的最危險關頭，美元自2009年3月又開始持續貶值，目的在於刺激出口推動經濟復蘇，直至2009年底歐債危機大起波瀾，美元才開始相對走強。今年8月歐債危機明顯緩解後，美元又開始新一輪的貶值潮。美國不一定直接干預匯率，但由於美元是首要國際儲備貨幣，美國可以通過更多樣而隱蔽的方式操縱匯率市場，例如通過美國國債交易影響市場利率和貨幣供應，或者通過壓低基準利率影響美元匯率水平。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施蒂格利茨認為，美國試圖以寬鬆的財政政策挽救本國經濟，卻嚴重擾亂國際匯率市場。他說：“這對美國經濟無濟於事，

卻在世界各地製造混亂。”當美國財政部長蒂莫西?蓋特納在IMF和世行年會上指責其他國家干預匯率之時，美聯儲的貨幣政策走向正影響著國際外匯市場，美國才是“貨幣戰爭”的始作俑者。美國勞工部公佈美國9月份就業數據之後，受市場預期美聯儲可能出臺新一輪刺激經濟措施影響，8日紐約外匯市場上美元對日元匯率創出15年新低。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陳鳳英認為，放眼全球市場，“既有控制力和影響力又有霸權意識的貨幣仍然只有美元，真正能夠操縱匯率的國家只有美國”。在美國設計的金融怪圈中，美國的貿易逆差造成其他國家外匯增加，進而促進多餘外匯投資美國金融市場，獲得資金的美國金融機構和企業因此累積資本，得以投資並控制其他國家的金融、企業和資源。隨著美元在國際市場和美國之間的循環，美國在累積財富的同時向他國“推銷”美元紙幣，令全世界共擔美元相對實物貶值或美元資產縮水的風險。

誰的戰爭？

儘管承認近來匯率市場的異動符合“貨幣即武器”的比喻，IMF總裁斯特勞斯?卡恩卻避免使用“貨幣戰爭”這樣的詞彙。他在8日的新聞發佈會上坦言，自己不喜歡如此“尚武”之說，因為以貨幣為武器“肯定無益於全球經濟”。在所謂的“貨幣戰爭”中，對匯率問題爭執不下的世界各國身處同一戰壕，共同面對世界經濟復蘇的嚴峻挑戰。

盡力回避使用“貨幣戰爭”同時，斯特勞斯?卡恩更願意談談全球攜手實現經濟復蘇的意義所在：“我們相聚在這個關鍵時刻，面對那難以預測的未來”。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也難以認同“貨幣戰爭”的言論，認為各國政府當前有關匯率問題的爭執將打擊投資者信心，不利於私營部門參與到世界經濟復蘇之中。與鼓吹“貨幣戰爭”的論調相反，佐利克呼籲通過國際合作解決問題。“如果真有需要國際合作的時刻，那就是現在，”他說。

有關“貨幣戰爭”的喧囂出現在世界經濟初見起色之時，印證了IMF關於全球經濟復蘇脆弱性的擔憂，同時考驗著歷經金融危機洗禮之後的國際經濟合作體系。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正是得益於國際合作，世界經濟才沒有被兩年前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徹底摧垮，如今世界經濟剛剛開始復蘇，各國卻因為匯率問題打起了“貨幣戰爭”。正如匯率波動絕非簡單的幣值問題，而源自發展模式等更深層的經濟話題。在斯特勞斯?卡恩看來，威脅世界經濟復蘇的並非所謂的“貨幣戰爭”，而是在其中遭到消散、瓦解的國際合作精神。“這種勢頭雖然沒有消失，但在減弱，這才是威脅所在”，他說：“每人都應牢記，全球危機沒有國內解藥。”

對於人民幣而言，保持相對穩定，既是一種自保行為，也是對避免世界“貨幣戰爭”惡性循環的一種貢獻。

（張守營/文）